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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写二马（第3页）

前者我已经说过，五四运动对我是个旁观者；在写《二马》的时节，正赶上革命军北伐，我又远远的立在一旁，没机会参加。

这两个大运动，我都立在外面，实在没有资格去描写比我小十岁的青年。

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

虽然如此，我们的消息只来自新闻报，我们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

更不明白的是国内青年们的思想。

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象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

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

这就是马威所要代表的。

比这再高一点的理想，我还没想到过。

先不用管这个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马威反正是这个理想的产儿。

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象个活人。

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

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

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

自然，猛一看过去，他们确是有这种讨厌而不自觉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细看一看，他们到底还不这么狭小。

我专注意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们其他的部分。

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气述说他们，不然他们简直是群可怜的半疯子了。

幽默宽恕了他们，正如宽恕了马家父子，把褊狭与浮浅消解在笑声中，万幸！

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使《二马》成为《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

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的展动。

这是我很会办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而把另一些东西摆在正面。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把我从三角四角恋爱小说中救出来，它的坏处是使我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

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题材上不敢摸这个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文字上有可观，可是总走不上那伟大之路。

三角恋爱永不失为好题目，写得好还是好。

象我这样一碰即走，对打八卦拳倒许是好办法，对写小说它使我轻浮，激不起心灵的震颤。

这本书的写成也差不多费了一年的工夫。

写几段，我便对朋友们去朗读，请他们批评，最多的时候是找祝仲谨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听出句子的顺当与否，和字眼的是否妥当。

全篇写完，我又托郦堃厚兄给看了一遍，他很细心的把错字都给挑出来。

把它寄出去以后——仍是寄给《小说月报》——我便向伦敦说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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