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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3页）

的“心与理一”

的学说，目的在于“正人心”

，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

论。

他的基本观点是“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

「《明史》卷二八二」陈献章主张轻书重思，“学贵自得”

，以为靠书本找心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只有找到了我心之后，再博之以典籍，那时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

否则典籍自典籍，我自我。

这是王阳明、湛若水的先声。

而当时“天下言学，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

「《明史》卷二八二」

阳明推倒了朱子的“知先行后”

论，强调“格心”

而非“格物”

的的道德修养工夫，与朱子说的经学教育是“做人”

的准备不同，王主张教育的目的不在学习之后，而在学习过程之中，目的和过程均在“知行合一”

中有机完成。

德行和知识是内在统一的。

不诚无物，诚则能成己成物。

这些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石破天惊的说法，在当时却连徐爱也都吓了一跳的，更别说别人了。

它的震动性与挑战性也正在这里。

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只有师徒授受这个渠道最有力。

书籍的流通有地域性的限制。

《传习录》的刊刻流通，以及阳明完成的事功，都为阳明学做了“广告”

，一时形成四方学者云集的局面。

这些远来求道者，一开始住宿于“射圃”

－－教练射箭的体育场，很快就容纳不下了，又赶紧修缮老濂溪书院，让莘莘学子“安居乐业”

。

阳明也暂时无战事，得以专心与同学讲论“明明德”

的工夫，指导他们以诚意、自信我心为本要的修养方法，把为善去恶的思想改造变成日常的自然行为－－这也就自然而然的把道德修养准宗教化了，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仪式，只要诚心诚意。

这不就是马丁．路德的工作吗？

人们已经给阳明戴了许多顶帽子，老式的唯心主义之类就不用说了，尔后什么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知觉主义等等，都各成景观，未为不美。

固然“说似一物即不中”

，别人的帽子定义不了心学这片神奇的土地。

它极形而上又极实用，既神秘又实际，能内向之极又外化之极，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高度恪守道德又相当心智自由，只有用现象学的眼光来描述它才庶几乎少耗损些语义。

因为只有现象学能将一切有意义的陈述毫无保留的译成关于感觉的陈述。

而离开感觉的表达无法再现心学的魅力。

若急着找顶帽子，自然是后起的更有辨别力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