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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3页）

如果说德国的狂飙运动是对法国理性主义的反弹，带有某种文化民族主义意味的话，那么中国的狂飙运动从发生学上说，却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是对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反叛。

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

到李大钊的讴歌“青春”

，都可以看到热血沸腾、情感奔放的浪漫主义对传统的背叛激情。

闻一多身处这样的文化氛围，不能不受此感染。

闻一多是楚人，楚人多浪漫，且狂放不羁。

这样的情感无疑是诗人的气质。

闻一多对于诗歌是很早就喜欢的。

1919年春天，他“决志学诗”

，两年之内读遍所有古诗。

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

爱国运动，清华园因为在城外，闻一多是到5月4日晚上才得知消息，他感到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情感在内心膨胀，那时他还不会作诗，但似乎只有诗的语言才能将内心的情感释放出来。

当晚，他兴奋地抄下岳飞的《满江红》，悄悄地贴到学校食堂的墙上，希望用诗唤起同学们的民族热情。

闻一多：激情的归途（2）

他开始作诗了。

当时白话文运动已经如火如荼，闻一多也以白话诗人的姿态崛起，很快就确立了自己在诗坛上的地位。

“五四”

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时代，诗歌热得发烫。

闻一多自负地认为，在众多新诗人之中，自己的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情之上，惟有郭沫若算是劲敌同上，第165页。

。

照他看来，“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水气之凝结”

，诗人应该“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胆引吭高歌”

，所以，白话诗首先应该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闻一多最看重的还是浪漫的激情，那是诗的灵魂。

胡适、俞平伯这些新诗人新则新矣，但都过于理性、节制，缺乏万丈豪情和狂恣的幻想，难怪闻一多对他们颇不以为然了。

而视为唯一劲敌的郭沫若，是“五四”

最富浪漫气质的激情诗人。

闻一多承认：“我生平服膺《女神》几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之大。”

当《女神》出版的时候，他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诗评，称赞郭沫若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

，这精神中有动、有反抗、有激越。

闻一多说：

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

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的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

他们的心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