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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4页）

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

我们的诗人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

就这样，早在“五四”

时代，闻一多本能地疏远启蒙阵营中胡适领军的理性主义，而将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引为知己，自身也成为浪漫主义诗潮中的一员大将。

这就为40年代以后的思想转变埋下了早年的伏笔。

由于反叛的对象是传统的纲常伦理，“五四”

时代的浪漫主义带有强烈的自我扩张和个性解放意味。

郭沫若在《天狗》中自豪地宣称“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气魄是多么的宏大。

闻一多也不甘示弱，在清华临近毕业时也喊出了“如今羲和替我加冕了，我是全宇宙底王！”

这种气吞万象的个人意志张狂，对闻一多来说，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传统。

闻一多出生在楚地，古代的楚国不仅诞生了屈原这样的浪漫主义大诗人，而且也出了一位躬耕自食、佯狂不仕的楚狂接舆。

接舆的狂放是出了名的，闻一多对这位故乡的远古先人一直视为人格的楷模。

在早年的诗篇《李白之死》开首，郑重引了李白的诗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在青年闻一多的心里，颇有点将自己看作楚狂的精神传人。

到40年代拍案而起，成为斗士以后，更是再三提到楚狂接舆，强调他的不合作和狂放精神。

不过，在“五四”

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狂飙突进、自我放大还是主要受到欧洲浪漫主义、特别是尼采哲学的影响。

尼采对闻一多的影响，是潜在的，又是深刻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在给别人刻的石印边款上，还特意刻了尼采的一句话：“每个诚实的人的足音是响的。”

不过，“五四”

时代的浪漫主义很快就从自我扩张走向了另一面：与某种群体性的献身目标相结合。

作为一种反抗传统伦理价值的社会思潮，“五四”

的浪漫主义有打碎一切偶像的诉求，然而一旦旧的偶像被抛弃，价值信仰系统出现了真空，浪漫主义却无法自我填补这一真空，因为它只是一种情感的狂飙，一种意志的冲动；它有足够的破坏力，而缺乏建构新信仰的理论架构。

正因为如此，浪漫主义较之理性主义更不自信，更需要一种外在的新偶像，作为激情的依附对象。

自我崇拜、自我扩张当然是一种选择，但“个人”

却无法提供超越性的乌托邦，提供足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于是只能到各种“群体”

之中去寻觅：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某一阶级，或者是某种更抽象的善的共同体（如新村主义），等等。

闻一多选择的是国家主义。

中华民族，成为他激情投射的最初对象，成为青春时代的新偶像。

民族的情感，最初是在“五四”

爱国运动中播下的，但那时还不那么炽热，从他出国留学前所写的诗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

“五四”

知识分子虽然有民族主义的诉求，但他们的情怀毋宁是世界主义的，相信有一种普世的、人类的、大同式的现代文明的存在。

然而，一旦他们真的出国，置身于西方的文明世界，就会发现那个世界对东方民族是多么地歧视，多么地不讲平等，于是刺激起中国留学生强烈的民族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