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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2页）

经部包括经籍及其注释书籍，这浪费了中国学者的大部分光阴。

史部包括断代史、专门史、传记、杂录、地理（包括游记、乡土记或名山志）、行政体系、法律、法规、书目文献和历史批评，干部之名，原借自周代诸子，后来包括中国各种专门技艺和科学（正如西方大学里的哲学），有军事、农业、医药、天文、占星、巫术、算命、拳术、书画、音乐、房屋装饰、烹任、草木鸟兽虫鱼、孔学、佛学、道学、参考书籍，以及许多上面已经提及的“笔记”

，记载了杂乱无章、未经筛选、道听途说、未曾分类的资料，内容涉及所有的宇宙现象，尤其偏爱那些怪诞的和超自然的现象。

在流行书铺内，小说也划入此类。

集部可称为文学部，因为它包括了学者的文集、文学批评，以及专门的诗歌集和戏剧集。

科学的分类总比其内容显得更加仪表堂堂。

事实上，中国并无专门的科学可言，只有系统解释古籍经典的小学和史学确实是经过确切分类的知识的分支，也给人们提供了煞费苦心去钻研的领域。

天文学中除了那稣教士的著作之外，其他都与占星术极为接近，动物学和植物学十分接近烹任法，因为许多动物、水果和蔬菜是可供食用的。

一般书铺里，医学通常与巫木和算命相放在同一个书架上；心理学、社会学、工程学和政治经济学都蕴藏在笔记之类的书籍里，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被划入子集的动植物学和史集的杂录之中，他们获此殊荣是因为他们笔记的专门化性质，但是他们的著作，突出者除外，在神韵和技巧上，与集部的那些笔记并无根本区别。

大体上，中国学者有三条造就天才的途径：真正的学术研究，科举仕途，还有经籍意义上的文学。

我们可以照此把中国的读书人分为三种类型：学者、贵族和作家。

培养学者和举子是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故而人们很早就需要作出抉择。

曾经有一个举人，或称第二级候补官员，居然从未听说过作为儒学十三经之一的《公羊传》。

也有不少卓有学识的学者一辈子都写不出一篇“八股文”

，去通过科举考试。

但是，古代中国学术的精神是值得赞美的。

学者中的优秀者，能够与西方的科学家相媲美。

他们同样执著地献身于学术研究，含辛茹苦，尽管常常缺乏科学的技巧，他们的著作也常常不乏西方人那样明晰晓畅的文体和缜密无懈的推理。

在古代中国，做学问意味着艰苦卓绝的努力，要阅读大量的书籍，且需具备一个几乎超人的记忆力，因而只有终身致力于学业，才有成功的可能。

有些学者能够从头至尾背诵洋洋大观的司马迁的《史记》。

因为没有任何索引系统，人们就不得不依靠自己记忆的贮藏量。

事实上，容易在任何百科全书中找到出处的学问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好的学者是不需要百科全书的。

我们有不少这样有血有肉的百科全书。

如果真的需要查考出处，他们也毕竟不太在乎花费一时半刻，或者一天的光阴。

英国贵族常常为猎取一只狐狸而忙乎一整天，兴致丝毫不减，中国的文人学士也以同样的兴致去“追踪”

自己的猎物。

结果发现了与猎物毫不相干的东西时，他们也是同样扫兴，而迫踪狐狸到了它的巢穴时，他们又是同样振奋。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中国的学者才会单枪匹马地创造出不朽的巨著。

比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郑樵的《通志》，以及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研究文化地理学的时候，时常随身携带三车书籍出游，一旦发现史籍与事实不符，或与老人们的叙述（他第一手材料的来源）有出入，他会当即在文献上加以更正。

这种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探求，在精神上毫不逊色于西方科学家的工作。

中国的学问中有不少领域可资苦攻和有条有理的研究。

比方有说文、音韵史、古籍校勘、古籍整理，以及古代礼仪、习俗、典礼、房屋装饰和习惯的研究，还有经籍中鸟兽虫鱼之名的查证核实，铜器、石雕、甲骨上的文字研究，以及元史中异族名字的考据等等。

另一些人则醉心于研究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百家，或者元杂剧、《易经》、宋代理学、中国绘画史、古币、中国的突厥语和蒙语等等，这一切都与师承和时尚等大有关联。

在清代中叶，中国的文学研究达到鼎盛时期，成果收入《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有400种，共1000余册，包含某些对特别专门的学科和课题进行研究的文章。

这些论著在本质和精神上，都与现代大学的博士论文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