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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2页）

不外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纲领的假面具而已。

这个纲领将改变欧洲地图，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

那年秋天，希特勒在柏林作短暂停留，亲自解决戈培尔与斯特拉塞尔之争。

据奥托·斯特拉塞尔的说法，希特勒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停止争吵。

“那你就去对戈培尔说吧”

他没好气地说。

“他才是咄咄逼人。”

奥托的与己无关的表现，绝不能反映其兄长对希特勒的态度。

元首是专门前来表示他对格里戈尔的信任的。

除了让他重返党内外，元首还拟让他担任较高的职务。

在巴伐利亚首次公开露面时，是他，格里戈尔，与希特勒一起出现在讲台上；主持最后一次年会的，也是他，格里戈尔。

弟弟一再警告说，希特勒的权力已大到有点危险了。

但他就是不听。

“喂，”

他争辩说，“和我一样，你也知道希特勒并不是领袖，而是受欢迎的人民讲坛。

他还是可以对付的。”

希特勒像一起顽固的马。

“不应该让他把我们摔下，应将他勒住，领他走上正道。”

奥托说，希特勒不是一起马，而是一只虎，“一旦把你摔下，他就会永远将你除掉。”

格里戈尔反驳说，他能驾驭元首，因为希特勒毕竟“是个软弱的人，性情好，又忠诚老实。

你不知道他多重视我的话，他经常对我说，格里戈尔，你又对了。

若是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人呢？你以为他会对施特莱彻讲这些话吗？”

（６）到了１９２７年年底，从表现看，希特勒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但能个别处理，也能集体处理；在重新建党问题上，很明显，他的兴趣在于长远目标。

进而言之，有些东西他已看到，而他的顾问们却没有：在发动大规模运动以扩大党的基础前，他必须抓住某件公众急于解决的事件，在这基础上再动员工人和市民给予支持。

同样重要的是，他也需要某种明确的世界观作指引。

这，他在一年后便得到了；但，他所需要的事件都在２年后才产生，且产生在纽约市的华尔街。

新春到了，柏林的党禁也已解除，接着，戈培尔的政治能量爆发，企图在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大显身手，取得大胜。

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工人，但他也号召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埋葬他们的分岐。

“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

互相反对则亡；团结一致则能革命，能进步。”

５月２０日的全国大选，对戈培尔个人说来，是个胜利，因他被派往国会：但对于元首，却是个失败，因为党只选出另外１１名代表。

在过去２年中，纳粹丧失了１０万张选票和两个席位。

这个损失既不是希特勒的责任，也不能怪罪组织不善，而是由于经济状况良好和缺乏一个关键事件使然。

只提“凡尔赛条约”

和“１１月罪人”

再也赢得不了选民了。

政客们常常是在最后才能看出某种新趋势的；当晚集合在慕尼黑党总部里准备庆祝政治大突破的纳粹精英，被惨败的数字搞得垂头丧气——数字是由通讯员骑自行车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