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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

正如谢幼伟先生在《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孝的文化’。

孝在中国文化作用之大，地位之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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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发展将最终打倒“孔家店”

（4）

于是，由“三纲”

、“五伦”

建立并延伸出来的家秩序、社会秩序就很关键了，臣必须服从于君，子必须服从于父，妇必须服从于夫，弟必须服从于兄。

这些服从关系是无条件的，也不管有理还是无理。

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　，“就是把社会中的人各就其关系，排定其彼此名分地位，而指明相互间应有之情与义，要他们时时顾名思义。

…　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

。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按照天然的长幼以及男女将每个人编入一个等级组织中，然后，根据出生位置给他课以一辈子不变的责任与义务；不管是成年之前，还是之后，甚至儿女、弟弟都六七十岁了，每个人在这个层次秩序中的地位不变，永远是在长者说话时幼者只有听话的分，只能低一等或几等，永远没有自我。

从儿女出生开始，通过《三字经》等经典将他们嵌入“孔家店”

，扣上“三纲”

包袱，让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因不服长者的意愿而内疚得无地自容。

这个“孔家店”

只有一个目的：保证父母、兄长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有回报。

人出生之前是无法选择家庭和出生顺序的，所以，以长幼定名分、责任所实现的利益交易是非自愿的交易。

而强制性的交易有悖于个*利。

不以个*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2500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

阉割了个性的结构或许稳定，可代价是中国长期处于温饱和饥饿之间。

就以这些年的留美学生为例，我们这些学生以及毕业后留美工作的人，虽然专业水平较高，但跟美国人、印度人、欧洲人相比，儒家文化让中国人往往缺乏个性，习惯于听话，但不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顺从”

、“听话”

的习惯当然让我们只适合打工。

国粹派喜欢说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而中华文明则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明，其根据似乎是西方近代工业科技发达，物质生活丰富，而中国却到近年才解决温饱。

——这种逻辑值得商榷，原因很简单，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

会不会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这个问题。

第一，精神生活丰富的前提是精神食粮供给丰富，学术和文学艺术又是其主要源泉。

中国的学术两千多年围绕儒、法、墨、道家打圈圈，佛教在汉代逐步进入中国后，曾推动过唐宋时期文学、诗词等领域的发展，也出现过宋明理学的发展，但总体上没离开对早前经典的解读和再解读，并且这些哲学与文学发展基本限于士大夫的小社会内，对绝大多数人为文盲的社会的精神生活影响有限。

正如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张君劢在20世纪30年代所感言的：“然秦后两千年来，其政体为君主专制，养成大多奴颜婢膝之国民。

子弟受大家族之庇荫，依赖父母，久成习惯。

学术上既受文字束缚之苦，又标‘受用’‘默识’之旨，故缺少论理学之训练，而理智极不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