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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转业之谜（第2页）

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

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

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

巴金先生很以为然。

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

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

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

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

事隔三十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

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已经有几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解放前后神经混乱的事（我本来是不愿意提及这件事的），但是在这以前，沈先生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自己前途的设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

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

“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

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基于这样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平解放前下决心留下来。

留下来不走的，还有朱光潜先生、杨振声先生。

朱先生和沈先生同住在中老胡同，杨先生也常来串门。

对于“玄黄未定”

之际的行止，他们肯定是多次商量过的。

他们决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

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

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进步学生社团自己干的。

在那样的时候，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为渊驱鱼”

，把本来应该争取，可以争取的高级知识分子一齐推出去么？这究竟是谁的主意，谁的决策？

这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张大字壁报。

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

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准确。

“一切终得变”

，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

的。

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