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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部分（第3页）

是由于民权。

没有宪法保障。

在“仁政”

一节中，林语堂对比了韩非子的法治与儒家的“仁政”

，认为中国之患在于缺乏法律制度，民权得不到保障，贪官污吏得不到惩处。

他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既不是仁慈。

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

更不荣誉的官员们拉出去枪毙的勇气。”

林语堂的头脑还不至于简单到只抨击一下“民族的劣根性”

就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程度。

至于说林语堂分析中国人性格上的某些弱点，进而为帝国主义侵略找借口，则更有失偏颇，落后就要挨打，落后是内因，我们有必要分析内因。

事实上，在“中日战争之我见”

这一章里，林语堂先生用大量篇幅义愤填膺地谴责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

误读之六，实际上是一个总结，认为林语堂站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立场。

鲁迅在《与斯诺谈话》中说：“即便是林语堂，也不能划归为资产阶级作家，他更多地是属于旧式经院派的文学传统，而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前者产生于封建主义的背景之下，而后者实际上是他冷嘲热讽的对象。”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今天终于注意到鲁迅先生这段话、终于可以平心论林语堂，分析他的“一捆矛盾”

。

半个多世纪以来，“吾国”

与“吾民”

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尽管中国人的基本性格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就彻底改变，然而敢作敢为的人毕竟多起来了，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大多数青年人不再像林语堂先生描写的那样，无法对足球、汽车、登山、探险北极等感兴趣。

相反，我们有了南极考察，有了长江飘流，有了林语堂先生当时无法想象的许许多多。

林语堂先生所呼吁的改革热情、参与精神、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等，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大大发扬起来了。

当然，这并不表明那些从封建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向性格、保守观念和落后的思维方式等惰性力业已绝迹。

重读《中国人》，我们可以警醒，可以意识到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这洋读来，《中国人》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八十自叙》中，林语堂提到：“本书最后一章我诚恳而痛心地批评我国的缺点，后来的版本取消了这一章，代之以中日战争爆发的评论，颇受读者的欢迎。”

这“最后一章”

，是指1935年版里的“收场语”

，包括“人生的归宿”

、“中华民国的真相”

、“领袖人才的要求”

和“吾们的出路”

四节。

其中“人生的归宿”

并未取消。

其余三节，表达了林语堂的政治观，其中多愤激之辞，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毁誉不一，多为世人垢病，但作为过去时代的文本，充分反映出林语堂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