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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3页）

的人，那真是一条道走到黑，挖空心思算计别人受累不说，还遭人嫌被人骂。

也能当“左派”

的人显然应该比只能当“左派”

的人活得从容些，活得踏实些。

其实，说从容和踏实只是暂时的表面现象，宫学斌的心里常常波澜起伏，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破四旧、立四新”

以及“造反有理”

的行为时有碰撞和抵触，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出许多的不理解。

他三姨子刘美艳就读南京市机电学校，人漂亮又聪明，加之根红苗正，品学兼优，“文革”

前就在校入了党，宫学斌尤其为她感到骄傲。

“文革”

一开始，刘美艳作为南京市优秀学生代表，站在北京天安门的观礼台上看到了毛主席，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刘红”

，并还附加了第二条理由：“刘美艳”

的名字是入学时一个“右派”

校长给起的，与他划清界限，义不容辞。

宫学斌曾对三姨子的激情举措，暗暗叹惜过好一阵子。

如果说这只是一阵叹惜的话，那么，他对发送爷爷的死，可是叹惜了一辈子。

１９６７年爷爷宫丕福８７岁寿终正寝，那时农村百姓认为，人到这般高寿亡故，是喜丧，应该请吹手，雇道士，吹吹打打，排排场场地殡葬，这才方显儿孙之孝道。

然而，时值“文化大革命”

如火如荼，哪个敢越雷池一步？纵然宫氏家族已经具备厚葬爷爷的经济基础，却只能望“棺”

兴叹，心有余而难为。

丧事简办，本也无可厚非，但爷爷的殡葬却风马牛不相及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出殡那天，大队革命委员会规定，凡参加葬礼的人，不管是亲儿子还是亲孙子，一律不准披麻带孝，一律不准烧香磕头，甚至连哭都不让。

于是，民间老百姓一切祭奠亡灵的传统形式就像洋葱头的皮，被一层层剥落，剩下的只是泛着惨淡的白光、滴着清泪的心。

殡葬后的爷爷，兀立一堆黄土，坟前疾风肆虐，雨雪轮回，却没有头“七”

到“七七”

、“百日”

，以及生日和周年的传统祭奠仪式。

“百日”

那天，风仍在肆虐，宫学斌第二个儿子豪杰的一声啼哭，拉开了他人生悲剧的序幕……

知识青年进村来

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６日，青岛市台东中学刚满１６岁的女生江瑞欣，还有四个同龄小姐妹和比她大两岁的男生滕兆绪，六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

的伟大号召，同坐一辆敞篷卡车，唱一路毛主席语录歌，来到向往已久的著名梨乡莱阳。

在莱阳参加过千人誓师大会，又一路辗转被送到那时东祝家庙所在的纪格庄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