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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3页）

还应指出，就国际影片目录来说，刊登各国长片的拍摄数目可能是很有用处的。

然而根据官方的或同业的资料来源，这个总数可以是准许拍摄的数目（有的也许尚未拍摄）、也可以是开拍的影片数目（不论完成与否）、或者是检查机关发给的上映签证的数目，最后，还有银幕上实际“上映”

的场次。

我们认为最后的这个数目最好，可是往往不易得到，这就会使国际统计资料发生差错，——从而也使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一发生差错。

此外，电影院的数目也是按照各国极不同的数据被统计出来的，包括或者不包括放映16毫米影片的电影院、流动放映队、露天影院、属于私人团体的放映厅等等。

所以对统计资料，同样需要有历史的判断。

作为结束语，我只表达一个希望。

影片的年表是所有历史著作的基础。

我们现在掌握的主要是1945年以来欧洲几个国家和美国的一些可信的材料，有历史的著作，或商业性的出版物，别的有关的材料都淹没在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很难得到，从而也不易查考。

还有，有人估计，1960年左右，全世界生产的长片大约有3000部，但是很难列出一个完整的年表，至少对半数的影片是这样，这是因为无法获得非洲或亚洲的出版物，尤其那些用日文、中文、阿拉伯文、印地文、土耳其文、僧加罗文、朝鲜文、越南文编撰的出版物。

要把当代生产的全部长片列出年表，这不是一个研究者个人所能完成的事，但是，能否希望，这项工作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完成呢？这样一个国际机构，要编撰出一年间全世界发行的全部长片的完整资料，哪怕是迟二三年完成，也是不太困难，花费不多的。

这种年鉴当然要说明所列影片的长度、放映时间、完整的“片头字幕”

、首次公映的日期等等，同时也应包括影片的故事梗概。

这样的年鉴将成为今天的或今后的电影史家基本的工作依据，同时，对于影片学家、社会学家、“大众传播媒介”

专家等人来说也是一种基本的工作依据。

如果人们从当前回溯到不久的过去，那无疑地会发现，要编写1946—1960的年鉴困难并不大，就是编写1930—1945的年鉴也不难办到。

但要编写1918—1930年间的年鉴，那就是件很艰难的工作。

最后，倘要准确地编出先驱者时期（1895—1918）的年表，特别是如果对影片的作者要详作说明，那就要有国际间的广泛合作与系统地交流情况的组织。

然而，此项工作在有些国家已经全部或部分地完成，如在丹麦有勃鲁森道夫、在意大利有安娜·玛丽亚·普罗洛、在苏联有维希涅夫斯基、在英国有拉歇尔·劳乌等等。

只要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此项工作就可以国际化。

抄录那些每星期发表在同业刊物上的影片目录当然是一件繁重的工作，而且又需要到处奔波寻找，因为这类旧目录的收集为数极少。

但是，如果采用照相复印，组织这类材料的国际传播，那就方便多了，尤其象1910年之前的影片目录现存只有寥寥数份。

在这样的基础上，也许可以最终搞出一个1895—1918年这个十分陌生的时期的完整的国际年表。

这项工作当然不可能几年之内就大功告成，但只要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支援，就能相当迅速地出版近二十年来长片的世界年表。

这将是对电影史的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我们衷心期望此举早日实现。

前　言

原书无标题，此系译者。

所加。

在我们眼前诞生了一种艺术。

绘画或音乐很久以来即已存在，但关于电影的诞生，我们所熟悉的是路易·卢米埃尔和梅里爱，而对于爱迪生或雷诺，则尚有待我们去了解。

在我们眼前诞生了一种艺术。

这种艺术的先驱者和发明人虽然很多现在还活在人间，但研究这一艺术的最早情况却异常困难，因为当时人们对这些先驱者和发明人所作的少数活动很少保有资料，而当人们开始了解到电影已成为一种新的表现方法时，有关这一新兴艺术的档卷却已散失殆尽。

因此，本书作者只能象古生物学家那样，从遗留下来的几根骨骸来考证一只动物的全貌，并希望这种考证不致被将来的发现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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