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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国小说的影响与国民性的两重性（第2页）

根据周作人的判断，《阿Q正传》虽然可以在中国文学中找到一点类似的影子，但根本上的参照是外国小说：

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的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不相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之内的。

《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们所知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欧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了不小的影响。

果戈理的《外套》和《疯人日记》，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森欧外的《沉默之塔》，都已经译成汉文，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响，则在他充满反语的杰作《我是猫》。

[5]

《阿Q正传》受了很多外国小说的影响，但不是从这些外国作品当中衍生出来的，而是独特的创造。

周作人从形式与风格的角度触及了国民性这个问题——国民性通常被认为是《阿Q正传》的主题，而周作人却将这个主题看做是一种创造过程中的自然因素。

他说：

但是国民性实在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拾这许多外国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迫压的气氛而没有那“笑中的泪”

，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

。

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做它的褒词，但一方面当做它的贬词却也未始不可。

[6]

周作人说国民性是个奇妙的东西，并没有鲁迅那种对于中国国民性的痛心疾首的意思。

在他看来，国民性深深地渗透在鲁迅自己的心灵之中，所以学了俄国文学的技巧，但俄国的某一种味道却在鲁迅的创作和模仿中被过滤了；他学了日本小说的方法，但又将日本的某一种味道排除了。

这个“多理性而少热情，多憎而少爱”

的“讽刺”

或许和斯威夫特有一点相似，但还是道地的中国趣味。

这种多方借鉴后形成的单纯的叙述技巧，要想客观和公平地评价，的确不容易。

总之，这独特的味道便是鲁迅自身的国民性的产物。

换句话说，《阿Q正传》的叙述中包含着两个国民性的对话：一个是鲁迅的叙述本身体现出的国民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思性地或能动地再现国民性的国民性；另一个是作为反思和再现对象的国民性。

如果“精神胜利法”

是国民性的特征的话，它应该还有一个对立面或对应面，即将“精神胜利法”

置于被审视位置上的国民性。

国民性不是单面的，将自身作为审判对象也意味着自身已经具备了审判者的潜能。

这就是我所谓国民性的两重性，我们应该从这个两重性之间的关系和对话中来理解这个小说的宗旨和叙述方法。

[1]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2]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3]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4]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5]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6]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