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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3页）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

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荡矣。

入于私邪，则心之智惑矣。

溺于恶，而心之智亡矣。

而何能免于庸患之归乎？”

人君也许看不到这种大不敬的大实话，但有一批专门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着，科举制度的程序是有复核参校这一环节的：

两京各省乡试录，及中式墨卷，背圣言则参，背王制则参，不背则否。

官司评骘，送科复阅，各以虚心平心，从公从实，互相参校。

（《春明梦余录》卷40）

如果可以像这样把君当“人”

来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议而不犯忌讳的话，则说明当时的自由度要比我们依据文字狱档得到的印象大得多。

或者说，统治者还是看出发点的。

这篇策论，像诸葛亮《出师表》教导刘禅远小人近贤臣。

尽管明朝的皇帝个个近宦官远廷臣，是该如此教训一番，但阳明只是一个褊远小臣，胆子也太大了些。

心学家都是心高胆大的，尚任侠、佩服诸葛亮是他们当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

“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

的“问”

和“答”

肯定是王写的。

“论”

和“表”

都是官牍中的常用文体，中国的行政系统主要靠文牍流通来支撑，科考是选拔干部，故这两项是必考的。

但首场是经义，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则其论其表等皆不必看了。

而论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

“拟”

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语气，内容还是就“现实”

发表意见。

王居然问“程子”

将佛老比为杨墨，道理何在？唐朝的张九龄怎么会知道宋朝程子的高论？这样的问法在八股考题中出现就砸了阳明的饭碗。

阳明的一个学生就因主考时引用经义有误而被罢了官。

心学门徒“学术不精”

是个事实。

这也因为他们的自我定位是要当思想家而非学问家，所以在知识上往往是空疏的。

阳明这道“表”

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