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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第1页）

千万别声张，一九四一年的秋季，金盏花没有发芽。

当时，我们以为金盏花没有发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父亲的孩子。

多几分观察少几分感情用事，我们就会发现不仅我们的种子没有发芽，别人家的种子同样也没有发芽。

那年连湖边那些花园里的金盏花也没有盛开。

可是我们对佩科拉的健康和她孩子的安全降生太过关切，脑中盘旋的只有我们自己的魔法：假如我们在撒下花种后说上几句好听的话，种子就会发芽开花，一切都会没事的。

很久以后，我和姐姐才承认我们的种子不会长出绿芽了。

与这点认识相继到来的是打架和互相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们的内疚。

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姐姐的话是对的：是我的过错，我把种子埋得太深。

我们俩谁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

我们把种子撒在自家的小块黑土地里，就像佩科拉的父亲把他的种子撒在他自己的黑土地里。

我们的天真、信念跟他的兽欲或称绝望一样，颗粒无收。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所有那些希望、恐惧、情欲、爱和悲伤都没有留存下来，除了佩科拉和那片贫瘠的土地。

乔利·布里德洛夫死了，我们的纯真也死了。

种子枯死了，她的孩子也死了。

其实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除了问个为什么。

然而，这个为什么太难理清，只好暂且借助叙述事情经过来摆脱困境了。

希腊旅馆的大堂里，嬷嬷们走了过去，犹如内心的欲火般悄无声息，那些喝醉了酒、眼睛仍然清醒的男人们在唱歌。

我们隔壁的朋友，住在她父亲咖啡店楼上的罗斯玛丽·弗拉努奇，坐在那辆一九三九年产的别克牌小汽车里吃着黄油面包。

她摇下车窗对我和姐姐弗里达说我们不能上车。

我们盯着她，对她的面包垂涎不已，但更想戳破她眼睛里的那股傲气，打碎她蠕动嘴巴时流露出来的那种拥有财富的自豪感。

等她从车里出来，我们要把她打得屁滚尿流，在她那洁白的皮肤上留下道道红印。

她会放声大哭，问我们会不会让她脱掉裤子。

我们会说不要。

如果她脱了，我们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然而，无论她什么时候这样问，我们都知道她在向我们奉上某种珍贵的东西，而我们的骄傲会通过拒绝得以宣扬。

开学了，我和弗里达拿到了新的棕色长筒袜和鱼肝油。

大人们谈论着锡克煤炭公司，声音中充满了疲惫和不安。

晚上，他们把我们带到铁路沿线，捡拾散落在地上的小煤块，装满麻袋。

然后，我们一边往家走，一边不停地回头张望那些巨大的货车，里面的煤渣被倒进钢铁厂四周的深坑里，红通通的，冒着烟雾。

即将熄灭的火焰射出一道暗橘色的光芒，照亮了天空。

我和弗里达故意在后面磨蹭，望着那团被黑暗包围的绚丽色块。

当我们双脚离开铁道的石子路，踏进田野里的枯草时，难免会感到一阵战栗。

我们的房子又旧又冷，是绿色的。

晚上只有一盏煤油灯给大屋照明，其他房间深陷在黑暗中，到处是蟑螂和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