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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6页）

使这些人显著地平息下来。

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

整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全问题。

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法国人的恶感从来没有妨碍过各国君主

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各国君主并没有放弃顽固的

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憎恨。

这是一个难

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素。

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

否认企图强加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

1795　年12　月22　日，格伦维尔

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真实

思想。

1800　年1　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

这位高贵

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

君子”

。

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1800　年2　月3　日称之为“革命彩票

的最后冒险家”

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

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

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

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

另一些人却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

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

在那些人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

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

在英国，坎宁由于

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

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

人民进行恫吓。

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

和共

济会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