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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3页）

在西方人看来，不借助上帝的力量而又能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而在中国人看来，不借助第三者的力量人们就不能相互以礼相待，这同样是令人诧异的。

人们应该做好事，因为好事合乎人情，行善是体面的事情，这是应该能够理解的。

笔者常感诧异，不知如果没有保罗神学，欧洲伦理学又将如何发展。

或许欧洲的伦理学会沿着马库斯·奥里利厄斯①的沉思所指引的方向纯粹由需要来决定发展了。

保罗神学发展了希伯菜人关于罪孽的观念，这种观念又给整个基督教伦理学罩上了阴影。

于是非宗教不能拯救人类出罪恶之深渊，这就是所谓赎罪论。

因为一旦欧洲伦理学与宗教无关就会被视为十分怪诞，所以人们很少想到这种可能性。

『①马库斯·奥里利厄斯（Marcus　Auielius，121～180），罗马皇帝。

』

第三，宗教提供了一种神灵的启示，一种活跃着的感情，即面对宇宙的庄严和神秘所产生的感情，一种对安全生活的追求，从而使人们心灵最深处的精神直觉感到满足。

生活中有这种情形，或许我们刚刚失去亲人，或许久病初愈正处在恢复期，也许是一个秋天阴冷的早晨，我们看到叶子从树上飘落下来。

一种死亡与人生无常的感觉袭上心头，这时我们的生活便越过了五官所及的范围，越过了有形世界而进入来世。

这种情形，欧洲人中国人都会有，但二者对此的反映却截然不同。

在我这样一个原来信奉基督教而现在却不信教的人看来，尽管宗教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从而使人的心灵平静下来，然而，宗教却转移了我们对生活的神秘莫测感和辛酸悲哀感的注意力，这些感觉我们称之为诗。

一位不信教的人，他对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他的神秘感是无法遏制的。

他渴望安全，然而安全却永远没有保障、也无法得到保障，于是他最终被迫写起了泛神论的诗歌。

实际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诗歌代替了宗教为人提供灵性，活跃情感，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对中国诗歌的讨论中将涉及。

西方人不习惯于这种不信鬼神、纵情自然的生活方式。

在他们看来，宗教才是逃避尘世的天然方式。

然而，在不信教的人看来，宗教是建立在某些恐惧之上的；害怕今生今世没有足够的诗歌与幻想来充实自己的感情，害怕在丹麦的山毛榉林中或是在地中海海滨凉爽的沙滩上没有足够的魅力与美景来抚慰人们受伤的心灵。

恐惧之余，超自然的东西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然而，儒家的庸见认为超自然主义属于不可知的范围故而不予考虑，不去枉费心机；儒家强调人可以超越自然，同时又否认自然的生活方式，或者作为人们生活方式的自然主义。

这种态度在孟子的著作中阐述得最清楚。

儒家学说中人在自然界所处的地位可由以下这个概念说明：“天地人为宇宙之三才”

。

这个概念多少与巴比特①的三重区别很相似，即超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

苍天被认为是由云、星等所有不可知的力量所组成的，亦即西方一个法定名词所总结的：“上帝的行为”

；而地则被认为是由山脉、河流等所有那些由希腊神话中得墨特尔女神控制的力量构成；人则介乎其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人类知道自己在世界万物中应处的地位，并以此为荣。

他的精神，正像中国建筑的屋顶一样，被覆地面，而不像歌特式建筑的尖塔那样耸峙云端，这种精神的最大成功是为人们尘世生活的和谐与幸福提供了一种衡量标准。

『①欧文·巴比特（Irving　Babbitt，1865～1933），美国作家，批评家及教育家。

』

中国式的屋顶表明，幸福首先应在家里找到。

确实，家在我看来，是中国人文主义的象征。

“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

②需要修改，以产生出一幅更为杰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