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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3页）

何况这一切并非必要。

宣言的神学部分纯粹是多余的，它无助于阐明观点和获得群众的支持。

人民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和教会。

自然神论是理性主义者的宗教，这是代议制在信仰上的应用，包含在无神论形体中的有神论。

“就我而言，我宣传与不彻底的革命者的彻底决裂，离他们两百步还能嗅到反动的气息。

他们的肩上背着千百个错误的包袱，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为自己辩护，最好的证明便是他们仍在重复这些错误。

“《新世界》12上的文章同样空洞得可怕，那全是索然无味的炒冷饭，既幼稚又枯燥，简直叫人难以下咽。

“请不要以为，我这么讲是为了逃避工作。

不，我不会无所事事，我的血管里有着太多的血，性格中有着太多的活力，我不可能扮演袖手旁观的角色。

从十三岁起我就在为一个思想奋斗，站在一面旗帜下——反对一切专制政权，反对一切奴役，维护人的无条件的独立。

我希望继续从事我小小的游击战——做一个真正的哥萨克……像德国人说的，自己做事自己负责；在革命的大军没有真正形成以前，暂时不做它的正规战士。

“在等待它的时候，我便写作。

也许这等待会延续很久——人们的发展变化莫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讲话、呼吁、劝导却是我能办到的，我要全心全意这么做，决不动摇。

“亲爱的马志尼，请原谅我写得这么坦率，这么长，继续保持对我的一点喜爱，不要把我当作一个背弃了您的事业，因而也是背弃了自己的信念的人。

1850年9月13日于尼斯”

马志尼为这信回答了几行友好的话，他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只是说必须团结一切力量，以便统一行动，对大家的不同观点表示忧虑等。

就在马志尼和欧洲委员会想起我的那个秋天，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反欧洲委员会13也想起了我。

一天早晨，我家的女仆露出有些担心的脸色向我通报道，俄国领事在楼下，问我能不能接见他。

我本来认为我同俄国政府的关系已经结束，因此对领事的来访不免有些吃惊，猜不出他对我还有什么贵干。

进来的是一个像德国人的官员，属于第二流的角色。

“我有事通知阁下。”

“尽管我毫不知情，”

我回答道，“也不知它是什么性质，我几乎相信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消息。

请坐下吧。”

领事红了脸，有些不安，然后在沙发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摊开，念道：“宫廷侍从将军奥尔洛夫伯爵通知涅谢利罗德伯爵14，皇……”

念到这里又站了起来。

幸好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在巴黎我们的大使馆中，秘书向萨佐诺夫宣读沙皇命令他回国的圣旨时，曾肃然起立，当时萨佐诺夫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机械地站了起来，其实秘书这么做是出于职务上的需要，因为臣子在讲到皇上时必须肃立，把头微微俯下。

这样，随着领事的起立，我故意靠在沙发上，坐得更舒服一些，而且但愿他能看到，一边向他点点头，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