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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Ｔ诿翊庵饕宓乃汲惫牡聪拢?920年3月北大成立了以国民社为骨干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

。

新潮社的一些成员也参加了，朱自清更是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担任讲演团的第四组书记，到城里和郊县四处作讲演，向平民大众解释“平民教育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节”

、“我们为什么要求知识”

等等。

“五四”

时期的青年学生是激进的，新潮社的激进表现在文化变革上，而国民社的激进表现在社会改造上。

但朱自清却是温和的。

与他一起编过《新潮》稿件的孙伏园后来回忆说：

佩弦（朱自清的字号——引者）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

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岁的年龄。

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纷歧的异见有调解的作用，甚至他一生的学问实业也奠基在这种性格。

温和的不仅是性格，还有他对各种主义和流派的宽容和兼容并蓄。

在这一点上，朱自清很像他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

无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西方新文化，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朱自清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加以吸取。

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和学者，朱自清的知识结构是庞杂、多元的，因而也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

即使以后新文化运动分裂了，知识分子分化成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两大阵营，朱自清依然与各家各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不仅仅因为是性格的中庸，更重要的是他思想底处的杂色——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兼而有之。

因此，无论与后来成为激进的革命者邓中夏，还是与新潮社的其他自由主义成员都可以找到部分共同的语言。

他是一个在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边缘行走的知识分子。

1925年，朱自清经新潮社的好友俞平伯的推荐，回到北京，进入清华中文系教书，一直到死都不曾离开过清华。

清华、北大、燕京等北京的高等学府长期以来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在这些国立或教会大学里任教的教授们，大都从欧美留学归来，享受着优裕的工资收入，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很容易形成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氛围。

这样的环境，对于朱自清来说，自然是很感亲切的，也对他起到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过，在清华园里，居于主流位置的是那些留学西洋的“洋教授”

，而像朱自清这样没有啃过洋面包的“土教授”

，即使是北大名牌出身的，也总是有点被人看不起。

反过来说，朱自清他们也看不惯那些“洋教授”

身上的贵族味。

他的清华中文系同事、东南大学毕业的浦江清，因为讨厌徐志摩一类西化教授的“滥情”

与“肉麻”

，甚至提议办一个杂志，名曰《逆流》，意思是“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

，“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