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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4页）

为了替将来的出山做准备，丁文江甚至考虑组织一个“好政府党”

，首要任务就是进行个人的道德训练，在道德上，保存“好人”

的资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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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3）

毕竟是从小背诵“四书”

“五经”

出身，丁文江、胡适纵然啃了多年的洋面包，他们的知识结构仍然是中西掺杂、新旧并存。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五四”

知识分子的“集体潜意识”

中，始终飘飘荡荡、若隐若现地游走着一个传统的幽魂，这就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圣王精神。

按照张灏的说法，这一精神的实质在于认定“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

因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体现在个人人格里，把政治领导交在这样一个‘完人’手里，便是人类社会‘治平’的关键”

。

显然，从个人道德训练入手“干”

政治的丁文江，他的思维脉向是不出“修齐治平”

、“内圣外王”

这类传统路数的。

“好人政治”

成为圣王精神在现代中国的翻版，这真是对所谓“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

的绝妙讽刺！

丁文江、胡适这些“五四”

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自由知识分子，竟然会不自觉地被传统的“圣王精神”

摆布，真的以为只要将“好人”

推上台，就能建立起“好政府”

。

这并非政治的幼稚所致，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乌托邦情结在作怪。

千万不要以为，乌托邦情结在20世纪的中国只是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专利，有的时候，自由知识分子也会犯乌托邦的毛病，而且，病得也不轻。

20年代的“好政府主义”

运动就是一场大发作，后来，30年代鼓吹“新式独裁”

又是一次旧病复发。

并非偶然地，这两次乌托邦大发作，都与丁文江本人大大地有关。

如果真的要论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运动的发生学史，也许1920年8月1日发表在《晨报》上的《争自由宣言》更值得注意。

宣言的内容卑之无甚高论，只是要求北洋政府废止限制个人自由的种种条例，切实保障言论、出版、###结社和书信秘密四大自由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

署名人是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等七位著名知识分子，其中没有丁文江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