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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3页）

。

同样强调知识精英的神圣责任，胡适的兴趣主要在体制外面，知识分子替代民意机关，主持正义、舆论干政。

而用世之心更切的丁文江，则不满足于“谈”

，他更希望“干”

，尤其到政府里面，去履行“少数人的责任”

。

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丁文江是不肯轻易放过的。

所谓的“精英政治”

或“好人政治”

，无论在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不过，同样是鼓吹“一打好人”

，中国与西方的知识分子语境与重心是有差别的。

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罗素之流，他们所面对的政治体制，虽然局部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整体架构早已是民主制，所以只要有“一打好人”

出场，加以修补，自然会更趋完善。

但可怜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要对付的，是再黑暗不过的强盗政治，体制问题不解决，纵然有“十打好人”

，也于事无补。

其次，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是自私的，所谓“精英”

、“好人”

不一定意味着道德上必定是圣人（如果是自然更好），而是有专业知识，有行政特长，所谓“专家治国”

也。

但是，丁文江、胡适他们所强调的“好人”

，道德气味极浓。

胡适认为，“好人”

标准有两条，一是“人格上的可靠”

，二是“才具上可以作为”

，“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

。

胡适总算全面，还讲两点论，道德和能力都讲。

而丁文江，比胡适更看重道德。

他最欣赏曾国藩的“原才”

思想，所谓“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

。

丁文江坚信：“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打好人”

出山，天下风气就要变一变，政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