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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3页）

。

儒家文化传统的这一特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得到了人格化的鲜明体现。

杜维明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过分强调协同、和谐、渐进，以至于对既有的现实制度，对那些即使是最不合理的政治统治集团，也需以一些委曲求全的方式来容忍它，希望从内部来转化它。

因此在中国这种类型的文化发展中，最大的恐惧就是农民革命。

农民革命是大风暴，一切都得摧毁。

知识分子即使中央政权腐败到了极点，自己深受其害，也不希望革命。

……这也是中华民族得以源远流长的重要原因——是要求同存异。

是要委曲求全。

即使在最痛苦、最困难的情况下，也不能放任，让既有的积层解体，因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致认为农民革命是不幸的。

甚至是不可容忍的。

胡适之所以如此仇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革命，之所以如此倾心于腐朽没落的国民党保守政权，除却政治因素之外，不正渊源于传统知识分子上述那种文化心理么？在那种心理的驱使、支配下，胡适可以对当局作一些“和风细雨”

式的批评，但骨子里却浸透着敬畏现有秩序、膜拜国家政权的庸俗的市侩气息。

当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胡适气急败坏地指责说：“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

他主张：

必须先要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

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它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它更破碎。

“人权”

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掮着“人权”

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

因此，他始终自觉自愿地以“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犹如传统士大夫将“应帝王”

、“作宰辅”

、“为帝王师”

作为梦寐以求的终极理想一般。

至于国民的基本人权，个人的独立人格，至少在胡适的潜意识中，是屈从于国家和政府的次一等价值。

从观念层次而言，胡适对自由人权的呼吁，对民主独立的渴望似乎不亚于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这种为儒家奴性文化所戕害的软骨病却使得他始终未能在近代中国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不羁树立起一个人格的榜样；相反地，一谈及人格而非理念时，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肖像总是显得像一张变了形的漫画。

胡适的这种对现实的容忍和对秩序的膜拜不惟表现在他的公共生活中，而且也反映在他的私生活领域。

五四时期的青年都依稀记得，胡适是一个妇女解放的积极倡导者。

然而胡适口头上如是说，一涉及自己的婚姻大事，那种激烈反传统的勇气便荡然无存。

原来，在他十二岁时，母亲曾为他订下一门亲事。

后来胡适赴美游学，尽管在新思潮影响之下心中对此事渐生芥蒂，但却一直不敢存反抗之意。

他宁愿自我牺牲，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

。

他采取的是在默认既存事实前提下的点滴改良，几度写信给未婚妻江冬秀，希望她能放脚，读书识字。

不仅如此，他还在给母亲的信中百般寻找屈从旧式婚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