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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然而，胡适尽管维系了外在的独立身份，却很少表现出内在的独立人格。

甚至，那苦守身份独立的用意，除了想保持“一点思想言论自由”

之外，大半竟为了替国民党政府“说公平话”

、“做面子”

！

1933年4月8日，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上说：

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

……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天下竟有如此滑稽之事。

当胡适在观念上承受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时，落实到具体的行为模式上竟演变为一种类似“帮闲文人”

的奴性人格！

胡适这种精致的自觉奴性究竟溯源于何方？在他本人的思维中，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独立精神的背叛，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与政府权威之间不仅不相颉颃，而且前者还以服从后者为前提。

应该说，胡适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在纯理论层次上并非有误。

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到20世纪确乎日益趋向温和，它始终坚持和强调在既存社会秩序和政府体制之下图得渐进的政治改良。

我们只须去阅读胡适的美国老师杜威的有关论述便可窥知其大概。

然而，胡适仅仅记住了洋先生的结论，却偏偏忽略了这结论所蕴涵的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这就是那自由主义所服从的社会秩序和政府权威必须是民主的。

在这方面，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权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相去何止千里。

正是因为意识到中西间的这一巨大差异，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罗隆基、王造时等回国之后，都先后转向了激烈批评国民党政府，乃至赞同人民革命的激进立场。

唯独胡适执迷不悟。

尽管以其精到的政治目光，未必不能察觉蒋介石政府的无可救药，但他依然要“帮政府的忙、支持他”

，这就不是那种以民主和法制为前提的西方自由主义立场所能解释得了的。

戳穿了说，无非又是胡适心理深层的儒家意识作祟的缘故。

胡适：新观念背后的旧魂灵（3）

儒家哲学的真谛在乎“中庸”

。

中庸之道所企求的最高境界乃是“和谐”

，即各种对立的矛盾因素通过“执两用中”

得到消解、妥协和折中。

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儒家自然就强调安定至上、秩序至上和温和改良主义。

孔子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

狂者，即豪放进取的“特立独行”

之士；狷者，即超然物外的隐者居士。

按照中庸的目光来看，放弃责任的狷者固不足取，而激烈进取的狂者又未免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唯有“允执厥中”

，在现存的秩序之下图谋改革，方才吻合“圣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