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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5页）

。

更确切地说，儒家在中国文化中仅提供了一种高高上悬的、道德化的政治哲学，而可以付诸实践的政治学（包括制度设置、法律规范、权力的操作技术等）却是由法家、兵家和道家提供的。

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在其位，仅仅是书生议政，儒家的那套“为帝王师”

之高论自然足矣；一旦身居要职，就有一个如何将“为帝王师”

之哲学转化为“帝王之学”

，既然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不屑言之，就只好到申韩、黄老那里去讨智慧了。

但后者是价值中立的技术之学，只讲利害，不论道德的，当一个人权术把玩到登峰造极的臻境，难免要与德性磕磕碰碰，发生冲撞。

自然，人们不能以纯粹的伦理标准衡量政治家的行为选择，但行为违背道义毕竟有损于政治家的清望，在曾国藩的从政史中，不是没有留下这样的道德污点，比如杀韦俊、包庇九弟曾国荃等皆是出自湘军一己之私利，于公德、私德都有大愧。

即使像曾国藩这样看重道德的政治家在官场也不能免俗，常常要做违心之事，以至于“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又遑论一般功利之徒！

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官场无疑是良知的失乐园。

精明的曾国藩在政治利害关系上当然从来不曾迂腐到“以义害利”

，但其难能可贵之处却是只要不涉及“公”

的利益（比如王朝和湘军的利害关系），而只是一己私利，便毫不含糊地“舍利取义”

。

能够握有近乎“绝对的权力”

而拒斥哪怕是相对的“腐败”

，在中国历史上委实罕见，尤其是到了帝国的末世，更属不易。

曾氏晚年，功盖天下，权倾朝野，不少人处于这样的地位早已是利令智昏，刚愎自用，但曾国藩却异常冷静，常作退隐之想。

在家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流露出不能久做官，还是告老还乡，以耕读为本。

对于子孙，也全无培植###之意。

他对儿子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曾国藩尽管做了几十年的大官，但内心深处仍然没有改变儒者的本色，仍以儒家的读书明理为自己的生命关怀。

他擅权而不贪权，在位而不恋位，除了得益于先儒的教诲之外，还与老庄思想有关。

在黄老之学里面，曾国藩吸取的不仅是用权的艺术，还有人生的真谛，因而在德性上大有长进，这正是他比起一般功利之徒来的不同凡响之处。

许多士大夫接受老庄往往是人生失意的时刻，而曾国藩在仕途炙手可热时能够体悟人生，并化为内在德性，颇为难得。

当曾国藩步入晚年，他似乎参透了生命的意义。

在他看来，仕途不过是过眼烟云，最要紧的还是做一个圣贤。

富贵功名，皆由命定，惟作圣贤，全凭自己。

因此晚年的曾国藩几乎以入圣为贤为生命的终极追求。

以他个人的经验，明白对于像自己这样功成名就之人，德性的最大敌人莫过于“忮”

（嫉贤害能）和“求”

（贪利贪名）。

他说：“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命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仿之际。

……忮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