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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工作日（第3页）

这是违反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规律的。

因此，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我这样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为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情面可讲的。

你可能是一个模范公民，也许还是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甚至还负有德高望重的名声，但是在你我碰面时你所代表的那个东西的里面是没有心脏跳动的。

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跳动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的心。

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为我和任何别的卖者一样，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价值。

【1860-1861年，伦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9小时，当时他们的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同我们这位工人的辩护词几乎完全一样。

声明讽刺地指出，一位最贪婪的“建筑业老板”

——某个摩·佩托爵士——负有“德高望重的名声”

。

（这位佩托在1867年以后得到了和施特鲁斯堡一样的结局！

）】

我们看到，撇开伸缩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

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

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

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

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

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

工厂主和领主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

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

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

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

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

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的记载就可以知道。

但是在古代，这只是一种例外。

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

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

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那个制度的一个因素。

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了。

徭役劳动，例如多瑙河各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形。

把多瑙河各公国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和英国工厂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比较一下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组成。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6×6小时即36小时的剩余劳动。

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3天，又为资本家白白地劳动3天，完全一样。

但是这种情形是觉察不出来的。

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

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表示同样的关系，例如说工人在每分钟内为自己劳动30秒，为资本家劳动30秒，等等。

而徭役劳动就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