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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部分（第1页）

不是唯一因奥地利的败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消失而感到激动的人民。

从1805

年起，阿恩特在他的《时代精神》的第一部分中，表现了他对法国的公开敌

意。

作为强制性组织的国家，直到当时一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憎恶，现在

在他们的眼里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价值，成了共同集体的保护者和个人的教育

者。

1802　年，阿恩特在另一部书《日耳曼和欧洲》中肯定，占有自然疆界和

取得海洋自由通道是一个民族自由发展所必需的。

费希特从1800　年起，在描

述能使人人都有自由和平等的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认为这种社会只有

采取能自给自养的“闭关国家”

的形式才是可能的，因而他认为这种国家有

权建立相当辽阔和相当多样化的领土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1805　年，他也转而

指望国家把人从罪孽中解救出来。

然而，这需要1806　年的灾难和法国的占领来加速这种演变，特别是普及

这种演变。

这并不是说这种演变是突然的和普遍的运动；耶拿战役以前和耶

拿战役以后一样，如果说不是法国，那么就是拿破仑个人仍拥有一些崇拜者，

例如在柏林的布赫霍尔茨，便是其中之一；此外，约翰·米勒当了热罗姆的

大臣；来比锡大学把一个星座命名为拿破仑；在埃尔富特会晤时，歌德曾会

见拿破仑；黑格尔在耶拿看见过拿破仑，称之为“世界的灵魂”

，甚至到1809

年在纽伦堡任教授的时候，他还建议巴伐利亚人采用《民法典》。

然而同样

可以肯定的是，从1807　年起有一些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界首领开始改变调子，

采取挑战的态度，有的颂扬日耳曼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有的自称忠于当地的

王朝；一些迹象表明，在人民群众当中，尤其是在普鲁士，漠不关心的状态

已被忿懑和敌意所取代。

某些公开发表的政见是很有名的，如施莱尔马歇在

哈勒和柏林的讲道，这些讲道结果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怀疑；1808　年，阿尼姆

的《隐士报》问世；而最著名的则是费希特1807　年于柏林发表的《对德意志

民族的演说》。

普鲁士的不幸，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突出的反响，他们的出身和事业都

与普鲁士密切相关；同时，一些北德意志人把浪漫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移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