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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父亲受新潮思想影响，小学还差1年毕业，就悄悄带着母亲，离家出走，逃到离安岳有三四百里的江口县，同居成婚。

父母亲的私奔，在大泽乡抛起了惊涛骇浪，逼死了几条人命，我奶奶、蛮娘等都在这场风暴中先后去逝，母亲家族还派出无数家丁，带着盒子枪，到全川各地，搜查我父亲，发誓要将父母捉拿回安岳问罪。

父母逃到江口县，举目无亲，身边只有大伯给的几个大洋，在江口县观凤楼附近，租农家房子安顿下来，后来母亲生了我大哥魏朝纲，字灌生。

祖母死后，祖父也偷偷来到江口县与儿子和儿媳、孙子团聚，生活上主要靠大伯接济，祖父开了个算命摆，帮人算命，父亲也曾在太平街小学代课半年。

生活窘迫，听母亲说，每天吃对时饭（一天只吃一顿），一顿就一个锅魁（一两多重的面饼）。

大伯是父亲大哥，十多岁就离家出走，在丹金县一位藏族土司，古守备家当家庭教师。

后来二十几岁，立志出家修行，到成都青年宫考当道士（考的是第一名），在丹金观音阁任方丈主事，念经行善，造福一方，终生未娶，无儿无女。

伯父对我家贡献极大，从父母出逃成家，到父亲以后送去劳改，都无时无刻地帮助我家。

父亲为感激伯父的恩德，从大哥出身起，就将大哥抱给了伯父为子。

民国24年，江口县以蒲河为界，爆发了军阀混战，父亲利用社会的混乱，在江口县太平街，打出了“魏团长”

的旗号，招慕了一些散兵由勇，搞了几杆枪，自立为王，开始混迹于社会。

安岳苗家派出抓捕他们的家丁也曾追到了江口县，看父亲是团长，有兵有枪，不敢冒犯，回去汇报，苗家知魏辉已是团长，认为有出息，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以后还常有来往。

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在成都开办蒋武学堂，父亲因毛笔字写得好，受聘在学堂当文书。

当时在学堂受训的，有位山西省副省长，名叫吴逆祥，他非常赏识我父亲的才华，在他毕业时，山西沦陷，被派往四川川北地区任行署专员，他聘父亲为秘书。

父亲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参加了国民党，曾担任过修建凤凰机场的民工大队长，台县粮政科长，代县长，地区行署秘书长等职。

听伯父讲，父亲为人厚道、大公无私、从不贪赃枉法，在任县长期间被百姓颂称为魏菩萨，抗日战争刚胜利，他被派往南京受训，军队职务准备授予少将军衔，行至重庆，突然接到祖父病危的通知，赶回成都灯笼街，祖父病逝，安葬于成都凤凰山。

父亲因误期而未赴南京，失去了一次提升的机会，当时父亲才36岁左右，正年轻有为。

父亲恩师吴逆祥要回山西原籍，希望父亲同他一道去山西，但父亲因儿女重多（八个孩子，死去一个老二，还有七个），念故土，没有前往。

吴逆祥依依不舍与父亲握别，并写推荐信给四川省政府，希望省政府重新安排父亲职务（父亲因派往南京受训，原职务已另有其人）。

抗战胜利后，时局混乱，各地拉帮结派，父亲失去仕途上的靠山，只能是任人宰割了。

在成都省政府候职三、四个月，都没有适当的职务安排，因无处拿薪，自己又无结蓄（父亲当官，一生清廉），全家十多口人要吃饭，听母亲说：

“当时急得父亲像热锅上的蚂蚁，每天都往省政府跑。”

后来听说祖山县有一税捐处（科级），处长职务空缺，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去，父亲当时是毫不犹豫地去了。

过了两年，祖山解放。

解放前祖山县县长跑到台湾去了，当时父亲也可以去，可能是家庭负担太重，无钱逃离，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我家有愚忠、执着、临危不惧的特点）选择了留任，被指派为祖山地区###救国军的总负责人。

父亲感到国民党大事已去，或是为了轻装救国，决定把我们举家连夜用黄包车送往成都（当时未通汽车），在成都受到我九姨夫的接待，然来我们到江口县太平街董家院子安了家。

父亲将全家安顿好，匆忙返回祖山，祖山已经解放，税捐处改为税务科，父亲好像属自动投诚，被留用，51年送去劳改（43岁），53年刑满回家，61年病逝〔53岁〕。

父亲在江口县安顿我家时，曾有父亲祖山时的好友董某〔江口县人〕来家，请父亲去成都为共产党工作，被父亲拒绝。

董属地下党，在祖山时曾任祖山县法院院长，跟父亲相交甚厚，父亲当时就知道董是地下党，但从未揭发，董非常敬重父亲的人品，曾动员父亲加入共产党，被父亲碗言谢绝，临解放又动员父亲为共产党办事，也被拒绝，可见父亲的愚忠和天性上的固执。

董解放后任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庭长，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如何？不知道！

我在家排行老七，有大哥魏朝纲；二哥幼时夭亡；三哥魏朝才；四哥魏朝兴；大姐魏朝琼；二姐魏朝英；大弟魏朝荣；么弟魏朝春。

出身在台县袁家花园，是抗战胜利前一年，1944年生。

我现在只能回忆起，在祖山时的一些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