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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给我的影响（第2页）

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

的宇宙观——如此之警句也已在我的学生之前交代得明白。

我当时除了教书之外，尚在做研究明史的工作。

我有总揽明代财政税收及有关明代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璐的思想之论文各一篇，已经在学界宣读即将收入专书；此后两三年内，尚望将税收一部分扩展为单行书刊。

所以他需要的工作最早也在三年之后，对我的环境更为合适。

我再接到李公回信之后，好像诸事定妥。

他说我的习惯个性与观感都符合《科技史》的要求，我一定可以帮助他替卷七打草稿，今后我不断地收到他寄来的书刊文字。

现在看来他在这段时间给我以越洋的训练，使我熟悉于他的历史观，我注意着他在写作中同情于中共之作为并非支持共产主义，而是中国的工业化采取集体行动“避免西方工业化所犯的错误”

，亦即在初期存积资本时不用贩卖奴隶、虐待童工、构成贫民窟（slum）的方法行之。

这一点我至今无法忘却，也已收入我的论文之内。

其实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期，自反对越南战事到尼克松之“开放中国”

，早已将西方“左”

、“右”

的观念重新订正。

李约瑟在1950年间尚被视作叛徒，至此则被尊为有先见之明。

1972年我用参加李约瑟所著《科技史》之工作请求支援时，各文化基金有求必应。

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及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将我提出的预算全部批准，使我只能根据章程自动将重复一部分备案删除，自此之后再无此好运也。

所以当尼克松再次竞选，涉及水门事件，奥林匹克竞技在慕尼黑举行，发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入选手村绑架以色列选手时，我已实现李约瑟之五年计划，全家横渡大西洋，卜居于古色古香之剑桥。

李公给我的指示则是他的书籍档案之中有无数资料涉及中国历史与科技的关系，我不妨全部翻阅一遍。

他的宗旨乃是“不让一块石头不翻转”

（leavenostoneunturned）。

这对我而言当然是绝好的读书机缘。

我对他惟一的交代乃是每星期六下午陪他往剑河河畔散步，讨论读书心得。

当日没有看出：如此安排日后对我著书大有裨益，远逾于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

喜居领导地位　爱排场

然自1966年（我和他开始通讯之前一年）始，李约瑟为凯思书院（GonvilleandCaiusCollege）之院长（Master）。

剑桥大学的体系，本身可算国立，爱丁堡公爵为名誉校长，校本部也由国家预算开销，可是大学只主持教室演讲、统筹考试、委任教授、颁给学位文凭。

其他管理事项概属此间之三十个书院。

书院可算私立，各有其基金，其创建远者已数百载，近者乃本世纪产物，各悬挂其院旗院徽，个别之私人教堂更不可少，当然也各有其传统与章程，凡学生入剑大，概由书院申请录取。

因此书院具有宿舍餐厅、图书室及运动场所，也维持纪律，主持个人教读。

院长每周与院自治会（collegecouncil）集会一次，他享有院长官邸（Master'sLodge），不仅厅房俱全，而且有男女佣工、厨师、园丁侍候。

李公对访问者言及，他做院长担当了不少枯燥冗长的工作，也见于《纽约时报》的讣文。

我想这只半系由衷之言。

院长对外接待宾客，对内主持仪节宴会（凡研究员［fellows］每学期必被邀一次，一般学生三年之内最少被邀宴一次，教职员也经常饮酒聚餐，由院长以拉丁文作颂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