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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从世变陵谷新（第2页）

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

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

这个“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

，就是赋役不公平的直接恶果。

虽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

杨芳在《赋役》里无限怀念洪武皇帝的时代，说当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赋易供，而其民常逸”

。

可现在呢？各地官衙不时征派，今天正编，明天加编，巧立各种名目。

他掰着指头数了数，有纲银、办银、库字、夫甲、廪保、夫役、驿传、兵役、饷费等等，随随便便就举出了十几种名目。

在这种疯狂的掠夺转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于奔命的绝望，大明的流民问题愈演愈烈，根源正在这里。

所以说，后湖黄册库的混乱状况，并不仅仅意味着黄册制度出了问题。

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标志之一。

黄册制度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腠理。

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

病灶越大，它们吸纳得越多，形成一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

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乃至当时有歌谣流传：“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吏。”

到了这会儿，大明已经隐然有亡国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图，都会无疾而终，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曾经下决心在治下整顿黄册，严惩县中舞弊书手、算手等，结果“二令竟不能终黄册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复故矣”

。

甚至连海瑞这样的人，面对这道坚壁都无可奈何。

他在出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深知黄册已经破败不堪了，决心另起炉灶，以田亩数来决定赋役比例。

闲居松江的徐阶赶紧写了一封《与抚按论均粮书》，义正词严地质问海瑞：“圣祖疆理宇内，第其赋税，以为黄册，藏诸天府，有司十岁一修而上之，成宪旧章，灿然有也。

而忽焉，而灭焉，可乎？”

徐阁老在朝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黄册弊情有多严重。

不过为了松江家里几万亩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来挡挡面皮了。

反倒是徐阁老的好学生张居正，有心拨乱反正，要给大明好好地动一次手术。

他所倡导的一条鞭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将徭役的分摊方式，从按户改成了按丁数和按田亩数。

咱们再把王叙家拎出来说说。

比如王叙家里有三个壮丁，五亩地；隔壁赵二家有九个壮丁，一百亩地。

按照原来的规矩，每一户得出两个壮丁去应徭役。

赵二家势力大，买通了小吏篡改黄册，硬是让王叙家出了三个壮丁自家只出一个。

最后王叙家破人亡，赵二家优哉游哉。

但现在张阁老说了，以后徭役不按户数算，按丁数算。

每三个壮丁，出一个人应役。

如果家里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还得多出一个壮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