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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2页）

（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是文城。

文城是地图上找不出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说，它并不存在，而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

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在任何沦陷过的地方住过。

只好瞎说吧。

这样一来，我的“地方”

便失去使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

我写了文城，可是写完再看，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它！

这个方法要不得！

不过，上述的一些还不是致命伤。

最要命的是我写任何一点都没有入骨。

我要写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对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为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

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装满。

抗战文艺，谈何容易！

有人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

我以为这个意见未免太偏。

假若社会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艺材料，我不知道为何应当单单把战争除外。

假若文艺是含有奖善惩恶的目的，那么战争正是善与恶的交锋，为什么不可以写呢？而且，今日的战争是全面的，无分前方后方，无分老少男女，处处人人全都受着战争的影响。

历史，在这节段，便以战争为主旨。

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过日子，假充胡涂。

不错，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可是，只有我们分析它，关心它，表现它，我们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灭战争与建立和平。

假使我们因厌恶战争而即闭口无言，那便是丢失了去面对现实与真理的勇气，而只好祷告菩萨赐给我们和平了。

今天的世界已极显明的分为两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

在侵略的那一半，他们也有强词夺理的一片道理好讲。

因此，在抵抗暴力与建设民主政治的这一半，不但是须用全力赴战，打倒侵略，他们也必须阐扬他们的作战目的，而压倒侵略者的愚弄与谎言。

我们的笔也须作战，不是为提倡战争，颂扬战争，而是为从战争中掘出真理，以消灭战争。

我们既不能因冷淡战争，忽视战争，而就得到和平，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握住现实，从战争中取得胜利；只有我们取得胜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

我们要从丑恶中把美丽夺回，从破坏中再行建设。

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个公民应负起的责任，为什么作家单单不喜欢这个调调儿呢？

这可就给作家们找来麻烦。

战争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呀！

教作家从何处说起呢？他们不知道战术与军队的生活，不认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与武器，不晓得运输与统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的一切准备与设施。

他写什么呢？怎么写呢？

于是，连博学的萧伯纳老人也皱了眉，而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记得他似乎这么说过。

于是，战时的出版物反倒让一个政治家或官吏的报告——象威尔基的《天下一家》与格鲁的《东京归来》——或一位新闻记者的冒险的经历，与一个战士的日记，风行一时了。

不错，一本讲恋爱故事的剧本，或是有十个嫌疑犯的杀人案的侦探小说，也能风行一时，销售百万，可是无奈读者们的心中却有个分寸，他们会辨别哪个是天下大事，哪个是无聊的闲书。

等到时过境迁，人们若想着看反映时代的东西，他们会翻阅《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后花园里的福尔摩司！

而且他们会耻笑战时的文人是多么无聊，多么浅薄，多么懦弱！

从这一点来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