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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方对产权的有效保护是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关键原因，它缩小了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让私人的努力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官僚系统之一。

官吏是通过层层磨人的科举考试来选拔。

政府官员由国家任命和给予薪俸，要宣誓效忠于皇帝，然而在关系网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中，任人唯亲的裙带之风盛行。

官吏的俸禄不高，但通常可以通过收贿贪污发财致富。

在皇朝上升时期或皇帝英明强干时，官僚系统相对说来比较廉洁。

然而，腐败之风会逐渐强化，当中央政府忙于权力之争而地方官吏失控于“天高皇帝远”

时，腐败就更加严重。

根据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所述，边疆稳定的社会倾向于出现逐渐增多的共谋和集体行动的组织，即小的分配性同盟，它们有着形成政治游说集团和对政策施加影响的动机，这些行动往往是反生产性的；这些政策集中有利于少数同盟成员而代价则是扩散到全体成员，这一“逻辑”

意味着公众不会对它们有什么反抗，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分配性同盟会为数越来越多，从而把国家拖进经济衰退。

⑧2007年初，许多人看过湖南卫视播放的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

它展现的腐败故事也能转移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因为“分配性腐败”

的逻辑在各个朝代都一样。

问题不在于某一个皇帝如何，而是在于“家天下”

形成了这种腐败模式。

在“家天下”

体制下，“明君”

总是罕见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嘉靖皇帝和刚正不阿的官员海瑞都可以说是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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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轮回”

新解（4）

在过去的那种君臣关系中，皇帝必须是既强势而又灵活，才能控制住他的臣子。

臣子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又信息灵通，皇帝必须运用有效的措施来选拔、评估、轮换、调查和监管这些官员，才能使他们朝正确方向行动。

在中国那样一个大国，当时交通和通信条件又有限，皇帝要运用那些措施，是很不容易的。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各个朝代都曾努力整顿吏治，但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责任制，政府又没有实行分权制衡，因此官僚系统最后总是陷于腐败。

信任始终是一个问题。

皇帝为了省心省力总是依靠宠臣。

官员们则总得寻找靠山，以谋取有利官职，而且一旦遇到上司偏听偏信或掩盖事实时，有靠山才好争取自我保护。

按照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这是一个典型的控制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保证效率的奖惩。

这一过程既涉及权力也涉及艺术。

软弱的皇帝根本应付不了的。

君臣系统缺乏全面明确的责任制和社会反馈机制，过分依赖于皇帝的实力和稳定性以及政权的绩效。

解决冲突靠暴力或“虎斗”

。

社会###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对统治者构成威胁，对觊觎政权者则是提供了机会。

这就是中国人对###“又怕又爱”

的心理根源。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一向是一个问题。

在较早的几个朝代，匈奴人曾对华北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