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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但是中国人确实认为“道义普遍性”

暗含着一种自相矛盾的构想，弗里德曼所说的美国的“善良意图”

可能是一种比“心怀不善”

更可怕的灾难。

中国周朝时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卖矛和盾。

他首先吹嘘说：“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

接着又吹嘘他的矛：“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这时一个路过的人好奇地问：“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中文的“矛盾”

一词就是来自这个故事。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主张两点：“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对他自己最好”

以及“要尊重和平等对待别人，就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

但是在他们骨子深处，他们认为自由民主制在道义上是普遍真理，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别人最好的”

，所以“要尊重和平等对待别人，就不要犹豫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

鼓吹普遍的人权，就像是鼓吹矛和盾。

但“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这当然是他们不愿听到的问题。

其实，道义普遍主义者若不是强力推行其主张的军事帝国主义者，那倒是十分奇怪。

令人遗憾的是，理智的服务自我利益的对外政策和自封的“人权卫士”

往往结出的果实就是伪善和双重标准。

当这种自我利益和自封称号起矛盾时，首先被放弃的往往就是普遍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美国政府尤其如此。

难怪中国的做法是接待外宾而后完全不理睬他们的言论，特别是有关人权的言论，因为中国人知道许多西方政治家正是把人权“当做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口号，甚至被当做按自己的政治需要整人的外交工具”

。

正因为如此，很难指责第三世界国家，因为这种伪善的自我矛盾使得第三世界国家有理由以“民族主义”

来反对目光狭隘的西式人权和民主言论。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人权独特性与普遍性之争，也不应停留于说一句“我们都有错”

。

既然“维护人权靠行动，不是靠言语”

，就需要周密地审视具体的“民主价值观”

以及实际的民主体制，以免陷于极端相对主义。

这种审视目的有二：一是揭示处于中美文化意识形态冲突中心的“民主价值观”

的道义性质；更重要的则是，看看美国民主体制是如何鼓励或抑制个人的生产性、分配性和破坏性活动，这将在中国崛起的时代最终决定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实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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