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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她把大衣脱了，没地儿放，夹在腿中间，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

“三月的北京……”

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

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我对她们说：“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

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状。

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

哼。

她继续扮可怜，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土头土脑，唯唯诺诺，笨手笨脚，又怯又倔，不会讨喜，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

我再生气也笑出来，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

申勇来了坐我对面，她坐边上另一桌，托着腮，大眼巴巴地看着，我才知道，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

申勇只说了一句话：“今年全部直播。

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这一年，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

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

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敬一丹是记者，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

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

。

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

两会不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

代表是来审议报告的，审议本身是审查评议的意思，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是人大代表的职责。

审议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为什么？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淮的看法更合理？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

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抓个热点谈——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

定下此事，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闭门口候命，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

同事说：“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代表们都开会去了，二十分钟，采访谁啊？”

我也发愁，汪汪转过来看着我。

我说：“谁？……我？你疯了吧，我一个人说？谁要看啊？”

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说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儿呢？说个十分钟就行了。

掰扯了几个来回，你突然说：‘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

’我顿时闹一大红脸，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