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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5页）

在刘恒时代，晁错还是太子家令，就屡次向刘恒上书，应该惩治吴王刘濞，削夺吴国的郡县。

刘恒没有采纳。

现在他当了御史大夫，立即又上书刘启，说：“以前高皇帝定天下，因为自己儿子年幼，所以封了很多同姓为王，连私生子刘肥都封了齐国七十二个城池，同父异母弟刘交封为楚王，也握有四十个城池，侄子刘濞则掌管吴国五十多个城池，这三家的封地几乎达到了天下面积的一半，这不是正常现象。

吴王因为太子被您杀了，心里不爽，一直诈病不朝，应该诛杀。

先帝心地良善，不忍加诛，反而赐他几杖，哪知他不知报恩，反而越发骄傲，公然铸造钱币，煮海制盐，还收留天下罪犯。

今天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不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

削了，他很快就会反，祸患还小一些；不削，他积蓄更多的实力再反，祸患更大。

不如立刻削除。”

晁错的话很有些夸张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客本性，为达到目的不计手段，可谓狡诈。

其实这时候的齐国早就不是汉初的齐国，早已分裂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国家，所辖国土比当年的齐国小多了，六国各自为政，实力大减。

楚国只有三十六个城邑，这还不包括那些位于楚国境内的列侯封邑，实际上也远不到晁错所说的四十个城邑。

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当时天下所有诸侯王的土地加起来，按照胶西王群臣的分析，也不过仅占汉朝面积的五分之一，不可能三家就能占到二分之一。

可以说，晁错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采取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至于晁错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则有向皇帝表忠心的因素；二则有博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三则，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废除诸侯王制度，确实有益于天下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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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起兵晁错丧（6）

说起来，这世上专制制度的发展，都和奴才们自觉的忠心有关。

有时独裁者根本想不到的统治绝招，往往有奴才们主动想好了，给独裁者奉上。

商鞅不是奴才吗，吴起不是奴才吗，韩非不是奴才吗？呕心沥血给主子献策，最后却死在主子刀下。

奴才们必须清楚，等到他们忠心爱戴的独裁者主子把异己分子消灭光之后，也就轮到了他自己，但那时已经没有人能救他了。

这就叫“作法自毙”

。

秦国的商鞅，首先建立了残酷的法家政治，后来他自己被秦王通缉出逃，逃到一个旅馆，欲歇宿一夜再跑，不想旅馆问他要身份证，理由是：“商君之法，没有身份证的，各旅店一律不许留宿，发现可疑人立刻报警，否则连坐。”

商鞅只能哀叹：“老子自己制定的法律，竟然害死了老子。”

《汉书》的作者班固对于晁错的表演，是持认可态度的，因为他是东汉人，大一统的专制君主制已经建立，他没有表示异议的权力。

而成熟的专制君主制，也是一直伴随着他成长的，就像人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悲。

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晁错的表演却颇有微辞，在赞语里评价说：“晁错擅权，对政事多所变更。

七国举兵的时候，晁错不好好谋划退兵之策，反而想因此杀袁盎以报私仇，弄得自己被杀。

谚语里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这就是说晁错的罢。”

而班固的评语却是：“晁错一心想着为国家的长远谋划，从来不考虑自己。

最后遭到族诛的待遇，真是忠心耿耿，可惜啊！”

很显然，作为去古未远的司马迁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体并不欣赏，他欣赏的是以前的封建制度。

因为封建制度下，皇帝受到诸侯王势力的掣肘，而不能为所欲为，个人不需要直接赤裸裸地面对专制朝廷的挤压，也因此能保留更大的自由空间，这和西方国家的联邦制大国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层累的宗法制度构成了级级的分权，君主之下的大夫和公族有不可小觑的私家武装，所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封建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证。”

司马迁曾经深刻感受到专制对自己的戕害，所以对晁错的行为不能不抱着批判态度。

总之，因为晁错一向以善辩闻名，死的也能说成活的，刘启觉得他都言之有理，刘濞的儿子是被自己打死的，自己作为皇储，打死他一个儿子，算得了什么？他竟然因此怀恨在心，这他妈的算什么？他决定立刻解决这件事，晁错说得对啊，诸侯王坐大，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