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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1999），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关条款，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

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结束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

尽管

该法案提出了所谓功能监管的概念，但实践中仍保持了由各监管机构对证券、期货、保险和

银行业分别监管的格局。

这当然不适应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现实，相应的管辖冲突和监管空

白更成为本次危机得以酝酿成灾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背景是综合经营等方面的金融创新使美国信用创造体系被大大改变，由此也带来了一

定程度的货币调控失灵的问题。

众所周知，传统的信用创造基本由银行体系完成，中央银行

可以通过贴现窗口、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利率政策等工具对全社会信用创造实施有效调控，同

时还有风险资本管理等手段约束银行的信用创造行为。

但综合经营和资产证券化等技术的发

展使贷款的“发放…销售”

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信用创造模式，即银行先可发放信贷资产，

再通过卖出这些风险资产给银行创造新发贷款空间。

系统研究发现，通过贷款的发放…销售模式、证券化和再证券化以及杠杆交易等复杂行为，大

量金融资产在各种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转移，随之发生的则是金融风险的多次定价、重组

和分配。

例如，债券保险商为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债券保险，这一方面大大改善了次级债券等

产品的市场流动性等风险特性，另一方面又使市政债券等传统低风险产品通过同一保险商与

次级债券产生了新的风险传递渠道。

总的来说，这种模式使交易环节中的各类机构都只根据

上家提供的产品结构信息，在一般市场环境的假设下，设计各种不失精巧的风险管理模型。

不幸的是，面临产品信息的不完美和极端市场条件的出现，这种链式结构显得不堪一击。

统

计数据表明，贷款的发放…销售模式让发放贷款的第一线机构就大大降低了各类贷款的发放标

书评1：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2）

准，制造了过于乐观的信用信息。

所以，次贷危机既是新问题，更是老问题—贷款质量仍是金

融业发展的关键。

这对正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鼓励金融创新的中国来说，教训来得尤为及

时和珍贵。

过去若干年中，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使信用风险衍生工具得到了爆炸式增长，信贷市场与资

本市场界限日益模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界限日益模糊、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界限日益模

糊，不仅日常监管面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的窘境，中央银行所依赖的调控传导机制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