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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4页）

如果国内新闻有富裕，其内容则可以很方便地流向城市新闻版，这是无需向读者说明的。

如果城市新闻版也已过分拥挤，则可以转向凶杀火灾版。

没有必要区分什么是头版新闻。

没有选择，没有配合，也没有陪衬。

每个编辑都可以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打住，一切从简。

加之编辑和读者都是夭生的个人主义者，发表新闻是编辑的事，而寻找新闻却是读者的事，互不干涉。

这是中国一些最古老、最庞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迄今为止仍在奉行着的编辑方针与编辑技巧。

如果你问为什么没有合作，答曰：因为没有社会头脑。

如果总编辑试囹进行某些改革，而将阻碍改革的城市版编辑辞掉，那么他就违犯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原则。

他为什么要干涉别人的事务？他是想把那位编辑逐出报社，砸掉他的饭碗，使所有靠他生活的人都挨饿吗？如果这位城市新闻版的编辑的妻子是报纸所有者的侄女，总编能将他解雇吗？如果他还有一点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他就不会这样做。

然而，如果他刚刚从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留学归来，那么他马上就得从总编的位于上退下来。

另外一位知道如何用中国方式办事的人将接替他。

旧的情形将继续。

读者们将搜寻自己想看的消息，报纸仍将扩大它的发行量，仍将大赚其钱。

这就是在中国人所有社会交际活动背后所隐藏着的心理体系。

找到更多这样的例子并非难事。

这些例子部说明中国人缺乏社会头脑，而这一点尤使20世纪的西方人感到困惑，我讲20世纪的人，因为他曾接受过19世纪人本主义的恩惠，有较宽阔的社会观。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使人困惑的例子，它真正代表了中国人对社会工作的观念。

我想利用《论语》半月刊（中国一种无意识幽默杂志）中一位地方军阀关于群众教育运动的讲话。

青年人受到美国人社会服务热忱的感染，组织了一场“扫盲”

运动。

于是，这位将军在讲话中说，学生应该读书，不要干涉公共事务。

“人家做人家的事，吃人家的饭，你要打倒人家。”

这种很有说服力的论点是：文盲们并没有干涉你的事务，你们为什么要去干涉他们呢？这些话简短有力，就事论事。

因为他们是直接地、毫不掩饰地发自讲话者内心的话。

对中国人来讲，社会工作看起来总是在“管别人的闲事”

。

一个热心于社会改革或者说是热心于任何一项公共事务的人看起来总是有点滑稽可笑。

我们给他的诚意打折扣，不能理解他。

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做这些工作，目的何在？他想成名吗？他为什么不效忠于自己的家庭，设法升官发财，首先帮助一下自己的家人？我们的结论是，他太年轻，或者说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怪人。

中国历史上总是有一些这样异乎寻常的人，他们被称为“豪侠”

，但他们都属于土匪或流浪者阶层，没有结过婚，是些四处飘泊的光棍，随时准备跳进水里抢救一个素不相识、即将溺死的孩子。

结过婚的中国男子一般不做这种事。

不过也有例外，结果死后一文不名，使老婆孩子吃尽了苦头。

我们敬佩他们，热爱他们，但我们不希望家里有这样的人。

当我们看到一个男孩有太多的公共精神以至使自己陷入那种窘境时，我们会大胆地预见这个男孩将是他父母的灾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