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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忍为家训”

等等。

如果这种家族制度继续存在，如果社会仍不充分重视个人的价值，而认为人只有处在和谐的社会关系中才是完美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忍耐必须被看作一个最崇高的道德，并一定要成长于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中，在这里，它确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消极避世

如果说在遇事忍耐上中国人是举世无双的，那么在消极避世上中国人的名声就更大了。

这一点我认为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在一本英文经典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布朗的母亲在他临行时嘱咐他要“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

，然而中国母亲与儿子分别时通常的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

。

这恐怕是再明显不过的对比了。

这种不同是因为在一个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会中，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它有一定的吸引力，有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吸引力。

消极避世也并非人们的自然属性，而是我们文化有意识的产物，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慧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

法国文艺批评家兼历史学家丹纳（Taine）说过，美德与恶习有如红糖与硫酸。

如果不这样绝对地看问题，我们至少也可以赞同以下这个普遍的道理：即任何一种美德，如果在社会上推行后确有明显效果，这种美德就会被普遍鼓励，并被认为是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

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

。

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一样，都有公众精神。

中国的那些热血青年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都对“参与公共事业”

表示出极大的热忱。

但是大约在25～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学乖了”

），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从而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老成温厚等文化习性的养成。

这种品德的获得，有些人是得力于聪慧的天资，另一些人则因为自己曾吃过一两次亏。

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

消极避世的“活命价值”

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

——就有相当的危险。

我们有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1926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变得“聪明起来”

。

中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

像中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像西方外交家们一样，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像他们那样，对此感到自豪。

（中国一家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日报，《申报》，以前曾以自己的编辑方针出名，并乐此不疲，即⑴登载国外而非国内之事；⑵处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之事而非眼皮底下的问题；⑶讨论一般而非具体的问题，如“勤奋的重要”

，“真理的价值”

等等。

）然而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有参与精神，那是在个人权利有保障的条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