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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均田平赋乎？曩时税名繁多，又不论资蓄多寡，输租皆准以丁口，闾左1受害甚矣；而豪富之家日增其财，盘踞一方，兼并农人，不但生民为所伤，且侵染人风，使财不入朝廷，损社稷之永固。

抑甄拔贤吏乎？朕居皇京，唯良二千石与共治之2，为朕耳目膀臂，若耳聋目瞽，则无以致平。

抑秣马厉兵乎？夷狄经了几番休养，愈发蠢蠢思动起来，扰我边陲；然自袭前朝科举之制以来，吾朝重文爱诗，蔚然成风，而武举时停，几门世将亦渐有不逮。”

他轻叹了口气，望向阶下端坐的姚安甫，恳切道：“诸此种种，莫不要重。

朕何尝不想齐足并驱，一新天下面貌，但亦知为事须得循序渐进；只是千头万绪，抉择甚难，万望卿为朕解说一二。”

当今圣上年尚不及而立，秉性纯孝，太后又颇有手腕，故虽夙有鸿志，胸中却往往无有经纬；姚安甫既为人臣，年岁又长他甚多，自然要竭力尽忠，以求筹谋无遗，否则如何担得起帝王的爱敬厚意？故他对道：“依臣愚见，最先莫过于更易徭制税法。

人不能失其食，国不可亡其农，而二者悉系之于田亩，官吏、兵师亦是从中分化了来；然愈重者愈需谨慎之，淮北夏粮将收，淮南米稻滋育，若今岁想改田制就难些，不便百姓养种。

不若趁租税未征之际，颁了新的徭税法，轻徭薄赋，人得休息，反有劝农桑之效。”

仁宗深以为然，又问道：“那卿以为这新税法该如何变易呢？”

姚侍郎道：“税法之鹄的，在于去民累而广内帑。

臣以为其法有四：一为合并名目。

正税之田赋、丁税、盐课等暂不易；杂税之中，凡苛繁者应芟即芟，莫使重次敛财，勿令百姓家业输税而尽。

地方有自擅税目以中饱私囊者，严惩不贷。

二为因地制宜。

关东生谷粟，江南有桑丝，西南产彩锦，各献特产，既可抵部分课税，又可供贵人品赏。

若遇水、旱、霜、蝗、震等使减产，宜削降税额；若年丰谷稔，增租些许亦无妨。

三为规以家资。

丁税以外，再立业税。

豪强世家美田连野，绸缎盈箱，固宜富者多敛，贫者免征，以抚细民、充府库。

四为征缴币钱。

富绅、商贾不事生产，可允不缴粮谷，而纳钱币，便毋忧霉蛀，可备急用。

此四者为税制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