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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3页）

笔者问谢缙云，“栖梧”

两字的含义是什么？她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

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笔者又问及“惠僧”

两字的来历，谢缙云说出了鲜为人知的原因：“他本叫包悔生。

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

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以至现在流传于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

一九五七年，包惠僧曾在国务院党外人士鸣放座谈会上，说过一些话。

反右派之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他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

他当过记者，又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

，而且参与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富有史料价值。

尤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

，他和张国焘两人是留下回忆文字最多的。

虽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忆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而且又明显地回避了某些问题，但他毕竟还是尽力做好这项工作——这是毛泽东关照中宣部让他做的工作。

在“文革”

中，包惠僧受到了冲击。

国务院参事室人员复杂，各种来历者都有，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

一个拄拐杖的参事，甚至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

他病倒了，躺在家中。

扫“四旧”

的风声正紧。

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事生非，叫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

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写了前言，以作永久保存。

这些信化成了灰烬，再也无法重新得到了……

他在病中熬过了那苦难的十年，心脏病不时发作。

一九七一年，大夫发现他的肚脐附近有个瘤，诊断为“腹主动脉瘤”

。

虽然大夫建议做切除手术，但他和家属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衰弱，未动手术。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八十五岁的包惠僧早上起床后说腰痛，叫家属到北大医院去拿了点药。

下午，他在家看文件。

那时，全国政协开会，发了许多文件。

吃过晚饭后，他看电视。

那天播映的是电视剧《伽利略传》。

他觉得很枯燥，看不下去。

于是，邀老邻居三人，在客厅打扑克。

打到九点多，他忽然把扑克牌一甩，说腹部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