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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部分（第3页）

据施佩尔说，数月来，他老在谈论菲特烈皇帝三世——死于喉癌。

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许与青年时*？在维也纳患的相类似。

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

很明显，他是服药过度，因为这药含有粘合油。

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

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

５月２３日，即元首发表重要外交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米大小的息肉。

这是个小手术（是在总理府进行的）只用了小量吗啡作镇静剂。

即使如此，希特勒却甜睡了１４个小时。

“我那时很担心”

埃肯后来透露说。

手术后，埃肯教授劝他在数天内不要大声说话，将来也不要冲动，“不要大声喊叫……”

他承认，曾有人这样对他说过，但一演讲又全忘了（*引自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４日的《时代》该报曾报道说，希特勒曾请世界著名的耳鼻喉专家、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冯·纽曼教授检查他的喉头。

纽曼是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于是遭拒）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证，他切除的是一块“简单的息肉”

就是说，是一块良性生长物。

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要那样会长癌。

他之所以未给爱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个电话安慰她几句，大概是因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缘故。

在感到绝望和被抛其后，爱娃于５月２９日凌晨吞下了２０粒“瓦诺风”

（安眠药）是她妹妹伊尔塞发现她昏迷不醒的。

伊尔塞在一名外科医生手下当接待员，学了一点急救知识。

在给姐姐急救后，连忙打电话给她的雇主马丁·马克思医生——她信任他。

爱娃的日记是在医生给她治病时被伊尔塞发现的。

她决心为姐姐的第二次自杀保守秘密，便把最紧要的几页撕了下来，以免连累马克思医生——他是犹太人。

伊尔塞也怕父亲会作出强烈反应，也怕元首会询问他的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

所以，她说，姐姐的自杀，部分是演戏。

毕竟，爱娃只吞服了药性比佛罗拿要轻的安眠药——她明白，姐妹们回家后，总有一个会向她道晚安的。

马克思医生热心地把病因说成是疲劳过度，是吞服安眠药过量的结果。

希特勒接受了这种解释（但伊尔塞·勃劳恩至今仍坚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种情形，这个“偶然事件”

也达到了语言未能达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９日，她与妹妹格里特尔迁进了３间一套的公寓房。

该公寓房座落在环境安静的波根豪森住宅区，离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遥。

房租是由他通过霍夫曼间接付的。

他还买了家具，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时很少在那里。

他若是来，也是在邻居们入睡以后。

即使如此，他与爱娃的约会也很难保密，因为秘密警察在大楼内外暗中保护。

另外，由于喉咙依旧在折磨他，他不得不大声清嗓子。

在爱娃迁进新居的前夕，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找了个医生，说喉咙里还有东西。

他说，有人曾给他送来一束鲜花，接花时指甲里进了刺，他是用牙去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