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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老师问：“二乘二等于几？”

“四。”

他很积极，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

应该答什么？”

“四。”

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

女教师说。

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

他承认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四，夫人。

’”

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未果。

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进津费”

、“进沪费”

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

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潮。

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二〇〇七年，全国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

但这次不同，如果没有结果，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

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讨厌屈服》。

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有人说：“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

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说话，真不容易呢，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权利……”

还有人说：“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有部电影叫《飞越疯人院》。

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