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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3页）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

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你，出去！”

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们俩都怔住了。

“没事，”

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七天了。

我们必须走了。

但没有阿文的采访，就没有核心当事人的证明。

可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她。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图书馆看到过一本旧杂志，封面都掉了，是一个女孩从背后搂着一个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一个十六岁的三陪女，她挣钱养活男朋友，穿圆点裙子，喜欢小猫，发高烧，给妈妈打电话……最后一张，是她躺在只有一张板的床上，月光照着她，她看着我。

看完这些照片，我给编辑部写信，写了一篇评论叫《生命本身并无羞耻》，说我愿意给他们无偿做记者，唯一的期望，是能和拍这些照片的摄影师赵铁林合作，很快我得到机会和他一起去拍孤独症儿童。

那时我二十二岁，老赵拿着相机在培训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我要采访的母亲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别人谈我的生活。”

我呆头呆脑不知道怎么办。

老赵说：“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着他。

他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

就要让弱者同情你。”

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们可怜我，让我拍，拍完了，她们请我吃饭。”

说完走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跟在那妈妈的后面，她去哪儿我去哪儿，隔着十米左右。

她看都不看我，进了一个院子，没关门，我愣一下，也进去了。

她进了屋子，我站在院子里头，天慢慢黑了，屋子里垂着帘子，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么，大概在吃饭。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孩子先吃完，到院子里来了，下台阶的时候一个踉跄，我下意识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里玩。

过了一会儿，他妈妈出来，牵着条狗，看着我：“我们去散步，你也来吧”

回北京之前。

我们决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留个信给阿文。

她姐不想再见我们，没开门。

雨骤然下起来，没有伞，我拿张报纸顶着头，往里张望，她姐在屋子里能看到，一直没出来。

第二天的飞机。

晚上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原来不信这事，认为我们想加害她妹妹，看到大雨里淋得稀湿的人，觉得不太像，又去找当地媒体确认我们的身份，找了一天，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

“我也希望她能跟你们谈一谈，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说。

大家把大床搬开，开始布灯，谁也不说话。

但十一点四十，没人来。

十二点四十，也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