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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3页）

按说这该是窑场借势起跑，甩开臂膀冲刺的关键时刻，然而，事实上，窑场却坐失良机，难如所愿。

在人民公社的时代，窑场职工大都是各生产大队卸“包袱”

卸下来的人，就连青山后大队大彪子（即弱智）刘大兴，也被趁机塞进来充数。

真是好汉不稀干、赖汉干不了的营生。

试想，这些人单枪匹马都能闹个动静出来，凑在一起自然更成了大问题。

窑场运载砖瓦原料的传输带，本来正轰轰隆隆飞速运转，有人就敢在众目之下塞进块石头，故意将机轴或齿轮别坏了，以便借技术员维修的空当儿，磨会儿洋工，贪图点儿享受。

至于工作中寻话抬杠、吹牛皮、拌嘴起哄、打闹嬉笑，已经成为风气，司空见惯了。

鸡拉屎，狗撒尿，各有各的道。

磕砖制瓦的车间能使出这等方法偷奸耍滑，出大窑的人们自然也有取巧的手段。

已经熄火烧好的砖瓦，本来大窑一天只能出四个窑室８万块砖，但人们偏以古人结绳记事在窑壁上画杠杠的计算方法，长长短短，前前后后，擦了画，画了又擦，硬是谎报出砖的数量，因此，在区区８万块砖里，常常能赚出许多偷懒时间来。

他们暗地里窃喜，这叫骑驴拄棍儿，舒服一阵儿是一阵儿。

其实，书记谭炳汉也是吃了自己不识字的亏，每天只听在本子上记的出砖的数儿，到月底一累计，白纸黑字，是多少就多少，唐伯虎点蚊香（秋香），好骗得很呢！

人心散了，窑场乱了，三天两头出事端。

这年秋天，窑场四周的坡上坡下，也开始热闹纷繁起来。

红脸腮的苹果、黄脸膛的梨、蓬头散发的板栗，以及白胖胖的花生，睡在麻屋里，躲在泥土里，它们以天然的诱惑力，明里招手，暗里努嘴，肆无忌惮地挑逗着那些馋嘴的窑场职工。

于是，在早出晚归，甚至午休的时间里，有些人就长出三只手来，偷苹果摘梨，隔三岔五，还捎带着扒地里的花生，吃进肚子不说，有的还往腰包里塞。

物极必反，窑场白白占了西庙后、东庙后和庙西大队的大片良田，本来就引起三个大队干部群众的许多不满，这一来，不满的心中又添堵，气便不打一处来。

有一天午饭过后，他们好像经过了串通联络，把那些草沟沟里打埋伏捉住的惯偷们，一个个拧着胳膊按着头，骂骂咧咧，柳枝穿小鱼似的提到窑场办公室，非逼着书记谭炳汉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要么给现钱，要么用砖瓦来抵顶。

第三章　窑场十年显身手（4）

然而，他们提出赔偿的现钱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卖半个窑场也不够，以砖瓦相抵吧，小小的窑场书记又说了不算，别说分文不取白拿白捡，就是收现款卖一块砖、一页瓦，他谭炳汉也没这个权力。

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要卖砖瓦全凭县有关部门和公社领导批条子，只有他们才有这种特权。

如今和尚向姑子讨孩子——谁也没咒念。

咳！

大字不识的当家人啊，平时有理你都说不出个囫囵话儿，眼下明摆着理亏，你还能讲出个什么呢？其实有啥说啥，要挟总是不应该的，你们大队的社员不也因偷过窑场的东西被捉过么？破唇说豁子，有什么可较真儿的！

说句老实活，谭炳汉心眼儿好，人不奸，泥里水里下得去，舍得出力流汗，可就爱犯糊涂，大事小事不理会，真像宫学斌分析揣摸的，是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人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纪格庄窑场便是这种境况，当家的没啥手段本事，当兵的也没丁点儿能耐。

自从偷东西的被抓以后，三个大队联起手来对付制约他们，田野边的路不让走，水坝里的水不让用，把个窑场的干部职工就像鸟儿似的困在笼子里，谁想伸伸腿扑腾下翅膀就喊打，真是项王军壁垓下，四面皆楚歌。

“对外抖不起威风，对内却敢窝里横。”

提起窑场头三年的情形，宫学斌十分痛心地回忆道，“这是那些胸无大志、窝窝囊囊没出息之人的德性和通病。

那时窑场人不多，却分出许多的谭家派、江家派和宫家派，这派那派地摩擦内耗，肆意滋事，把个窑场搞得乌烟瘴气，四分五裂，谁还有心思工作呢？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中，我的态度是慎言寡语不多事，只有做到这一点，才会不盲从，才能够用理智的思考来对待生活。

其实那时的生活就像一条浑浊的河流，你越搅它，它就越浑浊。

某种情况下，只能置之不理，任其自清。”

以不变应万变，话真让宫学斌说准了。

１９７４年初冬，有一次不知为什么，窑场有位保管和书记谭炳汉抬杠，你争我吵的，戗来戗去就交了梢（胶东方言：即相互动手的意思），动起真格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