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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部分（第4页）

切尼认为反对派可能会挫败该决议案，而这样一来将置总统于何地？乔治·布什曾公开说过，他欢迎辩论并准备冒国会可能不同意的风险。

我本人主张国会要表明立场。

我曾目睹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了避免说战争是战争（不说较直截了当的“战斗中死亡”

而说“在敌对行动中阵亡”

以及其他明显的闪烁其词）而经历的种种扭曲。

我也知道，不管国会做出什么决定，布什总统也不会退让。

他那天晚上所要做出的决定是什么时候开战。

他问我的意见。

我说：“170300，总统先生。”

即利雅得时间1月17日凌晨3点0分，我们发起进攻。

空战开始时间定于拂晓前，那是早就同意了的事。

深夜出击可使我们的战斗轰炸机有充分的时间在几乎全夜暗的条件下进出伊拉克的领空。

选择这个时间还可把附带损伤降至最低限度，因为大多数伊拉克人都在家里，不在街上或工作岗位上。

然而，开战日期问题却引起了一番辩论。

按联合国的截止日期，华盛顿时间15日到期。

那为什么出击不定在1月16日3点呢？有一个人这么提问。

而对其他人来说，这看来算得太精确了，好像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开始投下炸弹。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在截止日期过后等得太久，以免丧失信誉和国会反对派制造新的障碍。

我认为，截止日期过后大约两天时间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折衷方案。

当开战时刻临近之际，我发现把职业军人施瓦茨科普夫的情绪和坚定的文官切尼的情绪做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

诺姆依然是动辄发怒。

他是司令官，有50万条生命取决于他在战场上的决断，他秉性急躁，好发脾气。

而且他心中还有个疑团，国内那帮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是否真的了解战场实况。

战斗前夕的平静尚未降临到诺姆·施瓦茨科普夫身上。

切尼曾有过短时间的信心不足，随后再度成为沉着镇静、泰然自若的典型。

当进攻发起日临近之际，我邀请他光临我的办公室共进午餐。

他做过心脏冠状动脉的搭桥手术，要遵照他的秘书制订的严格的饮食规定，我们极少在社交场合中聚餐，那一天我想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让他打破进餐禁忌，于是就让希·休斯订购了干酪汉堡包。

我们最后一次仔细地审查了目标清单。

他似乎早已记住了内容。

此人对信息的要求如饥似渴，以致我们很难满足他的胃口。

他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花了几个小时，接二连三地向参谋人员提问题。

坦克的性能怎样？“爱国者”

导弹呢？你们是怎样汇集整理出一项空战计划的？装甲步兵在战场上怎样发挥作用？你们怎么穿越雷场？他把汇报人问得理屈词穷。

但是，到那天晚上，我们这位文职国防部长在谈论军事问题时也像个军人了。

到那顿干酪汉堡包午餐结束时，我认为迪克接受的军事教育已告完成。

联合参谋部作战官汤姆·凯利安排了一个仪式，我们赠予迪克一张证书，证书上写着理查德·布鲁斯·切尼现为所有军事学院的荣誉毕业生。

当然，任职华盛顿的切尼之所以能冷静，部分原因是他毕竟与战区远隔重洋，而施瓦茨科普夫之所以紧张不安，部分原因是他必须在现场指挥部队作生与死的战斗。

1月15日，当进攻发起日临近时，我接到我的英国同事戴维·克雷格爵士打来的焦急不安的电话。

“科林，你们还打算轰炸伊拉克的生物战设施吗？”

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