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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第2页）

此外的那十二位，连陈群本人在内，大都是东路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他们尽管可以掌握工运，却是缺乏从事工运的条件和经验。

对于工人的疾苦、需要、心理和愿望，当然不尽了解，因此办起事来，有时候扞格不入，有时候隔靴搔痒。

劳工局成立，劳动法在研拟，上海的工人，对于国民党的劳工政策希望越来越高，于是他们深深的感到，工统会的存在，渐渐形成他们对于争取福利，要求权利的一层窒碍。

更不幸的是蒋总司令在八月十三日宣告下野，中央骤失重心，党政军各机构，步调难趋一致。

──在上海有资格领导工运的另外两大机构上海市党部设有农工部，部长是周致远，他手下的一位得力干事，便是领导工会从事改组运动最力的张君毅。

其次，后来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前身，农工商局。

由农工商局来领导工运，更是顺理成章，名实相符。

然而，在工统会有力的掌握之下，以陈群的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市党部农工部和农工商局想要参预工运，聊为身兼二十余要职的陈老八分劳，就不但不为陈群所感激，却反而使他滋生误会，以为正经主子的插足，乃是争权夺利。

工统会的外在环境如此，陈群就难免怨谤丛生，在工运工作方面。

首先失了人和。

所谓上海工会的改组，在外间形成议论，在中央演为呼吁，在上海酝酿秘密活动。

──但是陈老八却依然我行我素，毫无顾忌，他这种强硬的态度，当然是由于他有恃无恐；民国十六年四月以后，他已将上海掌握得很牢，他能调动得了杨虎的兵力，也能运用得了杜月笙的帮会力量，有这两股大力掌握在手里，陈老八确实是无往而不利。

可是，压力增加，反抗越大，这是颠扑不破的至理。

工人们不满工统会的声浪日见高涨，经过有关单位的因势利导，诸多配合，于是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明明是为了援助英美烟厂罢工工友的事情，上海市一百二十多个工会的代表，集合在上海市党部三楼开会的时候，突然之间，有「某」工会提出临时动议，讨论上海工会「总机关」的问题，当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获得全体通过。

而且马上就进一步讨论「总机关」应该用什么名义？

顿时有人提议成立「上海工人总会」，这一个灵感确实快极、妙极、旣与共产党用过的「总工会」不同，又比现有的「工统会」名正言顺，响亮得多。

「上海工人总会」的性质也快马加鞭的予以确立，它将为代表上海工友之革命集团，为工人运动之最高组织，乃是一个「纯工人」的团体。

冷眼旁观决定插手

临到推定人员，从事筹备了，情绪热烈的讨论方始触礁，彷佛没有人愿意提名，也没有人肯于当选。

──这时候又有一个面面俱到，聪明已极的意见提了出来；筹备委员何妨改为临时执委，而个人当选倘有顾忌，干脆点，就由各工会的团体名义担任好了。

在上海工人总会成立的前十天，「工统会」主席周贯虹等，还派出代表李载民等，分赴无锡、苏州、常州、镇江、南通各地，合组一个「沪钖苏常镇通各工会驻沪联合办事处」，自十一月七日起，开始进行筹备工作，并且正式在上海工统会内办公。

──陈群和周贯虹正要大张旗鼓，向外发展，骤然变生肘腋；卧榻之旁，另有「名正名顺者」，酣然高卧，对工统会来说，这当然是很大的一项打击。

然而，「工人总会」在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都准予备案时，却亮出来了一道护身符：那便是杨虎陈群建制上的顶头上司：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他竟呈请中央党部遴员接收「工统会」，这一件呈文卽经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十次常会议决：交由中央工人部调查情形，妥拟办法。

第一回合占了先鞭，工人总会兴高采烈，积极筹备，他们推出了各部门的负责人选，并且请由市党部指派指导员，组织指导委员会，专负指导之责。

这一个令上海八十余万工友耳目一新，欢忭鼓舞的工人总会，它第一次推选出来的书记有陆京士、章逸秋、翁端甫，组织为郭晴钊、钱赞廷，调查为徐锡麟、顾若锋、黎世良。

工人总会在这批青年新锐的领导之下，发展迅速，力量逐渐雄厚，旋不久，他们便以商务、商务发行、邮务、英美烟厂、报界、南洋烟草、华商电气七大工会为中坚，实力寖假凌驾「工统会」之上。

工统会力图抗衡，乃以组织对组织，不惜正面作战，在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沪南、沪北、沪东、沪西、浦东、吴湘、租界，七区区联工会，共同组设「上海市各工会代表联合办事处」，发表宣言说：「我们……是纯粹工人的团体，……准备将来组织上海纯粹工人最高领导机关。

凡是破坏上海工人团结者，我们要看做他是敌人，誓以八十余万伟大之团结力量对付！

」

「工统会」与「工人总会」，两者之间别开生面，热烈紧张的竞争，从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一直持续到十七年四月底，国民党中央设立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

五月初，命令工统会和工人总会同时停止活动，而委派市党部的周致远、刘云，淞沪警备总司令部政训处的贾伯涛、社会局张廷灏、工人总会郭晴钊、工统会翁光辉、庞镜塘等七人为整理委员。

然而余波荡漾，波洄不已，一直到同年十月杨虎陈群下台，整理委员会奉令结束，工会整理事宜，全部交由上海市党部办理，方始曲终人散，另起炉灶。

在这几达一年的长时期里，杜月笙虽然不免有时会被陈老八借重，发挥一下他在工人大众中所掌握的深厚潜力，但是，对于双方的明争暗鬪，在内心里他始终站在中立、客观的立场，工人领导权的激烈争竞，使他霍然憬悟，尤其兴趣倍增，他的严密观察，和若干次的亲身体验，给他带来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如欲在黄浦滩上生根、萌芽、壮大，必须抓住社会基层中的基层，众多的、有组织的工人，于是，他开始从三方面着手：

一、继续加强运用帮会的力量。

二、虚心结纳工人中的新锐领袖。

三、必要时挺身而出，直接争取工人大众的好感。

关于第三点，杜月笙不惜大量投资，他有足够的本钱，把他排难解纷，息事宁人的服务对象，由若干个人扩展到一大帬人，甚或者一个团体。

他的野心很大，他要使全上海八十余万工友，不分男女「左右」，全都对他心悦诚服，自动拥护。

法国水兵当街杀人

民国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只差十二天就要过中秋节，家有一妻九子的法商电车司机吴同根，在深夜十一点钟的时候，收班掉车回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