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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然而，两派人士间依然存有疙瘩，却是难免的。

为奉承当今陛下，同意未曾就帝位之人使用与皇帝同样的称号，这是违背君臣礼仪的不伦之举！

——皇伯派人士以此责难皇考派。

皇考派人士则以此论调驳斥对方：只知墨守成规，而不于人情机微有所思虑。

以后怎么能推动合情合理的政治呢？

问题尽管获得解决，对立状态却依旧存在。

在称号问题之后，接着面临的是政策问题。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号中之一字而号称“庆历之治”

，被视为宋的黄金时代。

但在黄金时代已有阴翳存在：由于对辽岁币的增加以及对西夏新岁币的赠与等，岁出已愈来愈多。

。

。

党争的暗潮（3）

官吏依旧领取高薪，而且人数逐渐增多。

国家对退职官吏设“祠禄制”

，对官吏的优遇可说已到极点。

祠禄制是对年老退职的官吏给予名义上的“道观使”

职位，继续给付薪俸的制度。

祠禄制在仁宗的父亲真宗时就已订定。

宋的地方制（即州县制）大约沿袭唐的方式。

而唐朝所订一个县的官吏人数，到宋朝时已增加一倍，依据记录，真宗时代曾经有过“应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

之议，国家有无所事事的官吏二十万人。

经济力再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造成国家财政的窘迫。

宋的国家活力，从庆历之治时代，似乎开始减退。

岁出的增加唯有靠增税来弥补，而增税的结果是庶民受苦，勤劳意愿减退。

缴不起税金的农民，只有放弃土地。

自耕农转落为佃农的情形，从仁宗末期开始激增。

宋之所以繁荣，完全是由于有为数甚多负担得起国税的健全农民——即自耕农。

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便对土地有极大的爱惜之情，在耕作态度上也非常仔细。

他们莫不以披星戴月的态度从事耕作，因为靠勤劳获得的收成全归他们所有。

佃农当然不会有自耕农那样的勤劳意愿，国家经济力是国民勤劳的总计，因此，这个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国家经济力的萎缩。

综合国力降低，岁入减少，然而岁出却逐年增加。

不赶紧想法，如此下去，国家只有衰亡一途。

——参与国政前瞻之士，开始明白这一点。

英宗可以说是不幸的皇帝。

蓄积多年的脓汁在他的时代迸流而出，而且，他本身又体弱多病。

新法与旧法两派之争是发生在英宗之后的神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