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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4页）

我们对这种看法或多或少总有些许了解。

生活是一场大闹剧，个人不过是其中的玩偶。

如果一个人严肃地对待人生，老老实实地按阅览室规章办事，或者仅仅因为一块木牌上写道“勿踏草坪”

就真的不去践踏草坪，那末他总是会被人视为傻瓜，通常会受到年长一些同事的哄笑，由于笑具有传染性，这个人很快也就变成一个幽默家了。

这种闹剧性的幽默，结果使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严肃不起来，无论是最为严肃的政治改革运动，还是一条狗的葬礼。

中国人葬礼的滑稽颇具典型意义，中国中上层阶级铺张的丧葬仪仗中，常可看到一批污垢满面、身着各色绣花袍子的流浪儿窜来窜去，还有一个铜管乐队在前面高奏“前进，基督的士兵们”

，这些事实常被欧洲人引为中国人缺乏幽默感的口实。

然而，中国人的送葬礼仪恰恰是中国式幽默的绝妙象征。

只有欧洲人才会那么认真地对待葬礼，使之显得庄严肃穆。

严肃的葬礼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不可思议的，欧洲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以自己先验的成见认为葬礼必应严肃，葬礼有如婚礼，只应喧哗铺张，没有理由认为非严肃不可。

肃穆的成分在浮夸的衣袍里已有蕴含，其余皆为形式——闹剧。

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礼与婚礼仪仗之不同，直到我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顶花轿。

极富闹剧性质的葬礼仪仗是中国式幽默的象征，其实质是只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顾其实际内容。

能够欣赏中国式幽默的人势必也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政治方案。

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种形式，大多由那些精通模棱两可而言过其实的术语的书记员们起草，正如有专门的商店出租葬礼仪仗用的行头一样，没有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会一本正经地对待它们。

如果外国记者牢记葬礼上所穿袍子的象征意义，就会少一些误解，也就不复把中国人看作独一无二、难以理解的民族了。

这种对人生的滑稽认识以及处理形式与内容的方式，也同样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

几年前，应国民党中央的要求，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其下属机关在上海的分部把办事机构设在外国租界内。

这条命令倘若真的贯彻下去，会给那些在上海拥有公馆的部长们带来很大不便，并会使许多人失业：南京的部长们对南京政府的命令既不公开反抗，也不请求撤销（如实陈述该命令所造成的不便和不切实际等等）。

没有一个职业书记员会聪明到起草出这样一个呈文，同时又不与中央的形式相背。

因为那就意味着中国官员们希望住在外国租界内，而这是不爱国的表现。

他们最后想出了一个比它不知聪明多少倍的主意，他们只是把驻沪办事处的门牌换成贸易管理局。

一块门牌大约不过20美元，却没人丢掉饭碗，也没人丢脸。

这种连小孩子都会玩的把戏不仅使南京政府的部长们感到满意，而且也取悦了发布命令的南京政府。

我们的部长们的确是了不起的幽默家。

我们的强盗们、军阀们也都是幽默大家。

有关中国内战的幽默，上文已经谈及。

与此相对，我们可以举教会学校的例子来说明西方人是如何地缺乏幽默，几年前，当局要求他们注册登记，并要求他们取消圣经课，并在会议大厅悬挂孙中山像，每周星期一还要举行一次纪念会，这使得教会学校顿时惊慌失措。

中国当局不理解如此简单易行的规定竞不能遵守，另一方面传教士们也不知如何接受这些条件，于是事情陷入僵局。

一些传教士甚至开始打算关闭学校。

比如有一位校长，问题本不难解决，但他却坚持自己那愚蠢的诚实，拒绝将学校章程中那句声明传授宗教思想为办校目的之一的话去掉。

这位洋校长要求开诚布公地声明传授宗教思想确为主要办学目的。

于是时至今日，这个学校还没能注册登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