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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边境上产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地以公元3世纪末和整个公元4世纪创造出来的巴米安与喀克拉克的伟大壁画为例。

它们在人物的描绘以及形态与服装上，十分鲜明地显示出萨珊王朝对它的影响。

哈金先生在喀布尔附近海儿喀奈所发现的萨珊－婆罗门的雕像（公元4世纪）就是这种艺术的一个例证。

还有从喀布尔到巴克特里亚途中鲁伊附近的朵黑答里－奴失儿旺的纯粹的萨珊式壁画，上面有一个萨珊太子，以及巴克特里亚总督的画像（公元5世纪）。

这些都是哈金－戈达尔与哈金－卡尔两个考察团发现的。

我们知道，当时阿富汗的艺术是印度宗教、文艺与波斯文明（萨珊王沙普尔和科兹洛艾斯在位时期的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那些鸠摩罗什的后继者——虔诚的佛教徒们，将这种萨珊－佛教相结合的产物撒遍了丝绸之路的每一个角落，这条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大道也便成了传播佛教的通道。

在库车西侧的克孜尔发现的壁画与巴米安的壁画十分相似，就其风格而言，具有真实、雅致、着色考究等特点，多用灰色、深灰、赤棕、深棕等色彩来烘托气氛。

哈金先生（是他确定了这些画所处的年代）认为，这种艺术出现在公元450～650年间。

印度风格的影响在这种早期艺术里占有优势，其中有旃陀毗罗婆王后的歌舞，让人联想到阿旃陀石窟中动人的印度裸体像。

萨珊风格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在孔雀洞和画师洞内，画师把自己绘成一个伊朗的少年公子，漂亮的衬衫紧紧地束在身上，库车式的大翻领装饰在领端，戈达尔夫人已经在巴米安的壁画中注意到这种服装，包括长裤、高靴及其他细节，都是直接从伊朗摹仿来的。

很多年以后，在1937年，哈金与卡尔先生在喀布尔以西的丰都克斯坦发现的奇异的人造云石上，有萨珊王朝国王科斯罗埃斯二世（公元590～628年在位）的铸币年代，它为我们确切地证实了伊朗佛教仍然在阿富汗延续，一直到被阿拉伯征服的前夕，他们都还在模仿库车社会的男性服饰和装扮。

克孜尔石窟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含和独特的风格，哈金认为它创作于公元650～750年之间。

这位考古学家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这种壁画受萨珊艺术的影响较大，具有造型不规则和色彩过于明亮的特点。

在现藏于柏林博物馆的克孜尔和浑图拉佛教壁画上，有布施的男男女女组成的迎神队，逼真地表现出公元5～8世纪时库车的宫廷盛况。

这充分证明了库车贵族阶级确实属于印欧人种，他们的装扮与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文明都很明显地伊朗化了，但他们的信仰与文学方面则深受印度的影响。

克孜尔石窟内壁画上的宫廷服装旁边有几幅表现军人形象的图画，上面有头戴圆形盔帽、身穿锁子甲、手持长矛的库车铁甲骑兵队，令人很容易联想到萨珊的骑兵队和克里米亚刻赤－班第加拜壁画上的萨尔马特骑士。

这种深受佛教影响的伊朗艺术品又在塔里木盆地南部被重新发现了，主要位于阗东北的绿洲上。

在丹丹－威里克的木板画上（公元7世纪末），我们看到很多印度式的裸体美人鱼紧紧靠在一起，她们的形象酷似阿旃陀壁画中的裸体女人。

旁边是一个完全伊朗式的骑士与一个养骆驼的人以及一个有胡须的菩萨，头戴波斯式王冠，身穿绿色宽袖长上衣、长裤和靴子，那靴子与萨珊宫廷服饰中的靴子一模一样。

此外，我们在吐鲁番地区的别哲克里克、木头沟等地的壁画与小雕刻上同样发现了伊朗的影响。

别哲克里克壁画中的神穿着铁甲，使我们联想到克孜尔与浑图拉石窟内穿着萨珊式甲胄的库车骑士。

另外，哈金还发现，那里的观音菩萨将印度式的优雅姿态表现到了极至。

在木尔图克壁画中，我们在印度式菩萨旁边看到一些侍者，他们穿着与克孜尔壁画上的骑士同样的甲胄，戴着萨珊式的翅膀形状的头盔。

在小雕刻方面，有斯坦因爵士在喀喇沙尔发现的精致的人造云石肖像，从外表上看，它像一个人种陈列馆般的奇特，使人们立刻联想到与它完全相似的阿富汗哈达的希腊－佛教小雕像（现收藏于基迈博物馆内）。

因此，在突厥族公元8世纪后半期征服塔里木盆地以前，印欧人居住的绿洲（从叶尔羌、于阗到罗布诺尔，从喀什、库车与喀喇沙尔到吐鲁番）在文化方面并不属于阿尔泰和草原文明，而属于印度与伊朗的伟大文明。

这种文明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形成了外印度和外伊朗。

更进一步说，由于有了它们，印度与伊朗才得以深入到中国内部，这一点伯希和与斯坦因在敦煌（即丝绸之路进入当时中国甘肃省的门户）所发现的佛教壁画与幡旗可作证明。

草原上的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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