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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三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就作出决议，“招商局应收归国营，关于股权债务之处理，由该局整理委员会妥拟办法，呈请国民政府核定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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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救亡的经济（6）

到了1932年，国事紧迫，招商局的收归很快提速。

在很多人看来，战争时期，航运事业涉及军力运输等国防任务，收归国有已是题中之义。

招商局国有化后，正式更名为国营招商局，隶属于交通部，取缔了董事会制度，成立理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制度，一切经营重回国营体系。

在《招商局收归国营令》中，政府明确宣示，现有的私人股份将“由国家现款收回，以示优惠股东之意”

。

事实却是，中央银行为购买股权一共花了万两白银，而招商局当时的账面资本就为840万两，实际资产远远高于此数。

据《招商局史》记载，当时企业仅抵押给汇丰银行的五处房产就价值196万两，汉口等地的房产价值367万两，上海与武汉两埠局的资产合计2　336万两，加上江海轮船及其他资产，招商局的总资产超过5　000万两，扣除债务1　700多万两，实际资产为3　300万两。

也就是说，国民政府以不到110的价格收走了全国最大的航运企业。

在过去的60年里，招商局几度公私易手，其产权轮回、经营者命运跌荡，堪称中国企业演化的一部“教科书”

。

在一个强敌虎视的时期，一国之经济要欣欣向荣，是不可能的事情。

“九一八”

之后的中国便是如此。

随着东三省沦丧、对日贸易萎缩、民众惊恐、消费低迷以及大量资金用于军事工业，中国经济出现了恐慌性动荡。

恐慌首先表现为债券市场的暴跌。

在日军9月18日入侵东北的一周内，上海五种主要债券的平均市价急跌到票面值的60％以下，到12月，所有公债只有在低于票面值40％的条件下才能成交，跟战前的9月1日相比，它们的价值跌掉了一半。

上海的银行家们在这次恐慌中损失几亿元，有两家银行因此倒闭。

1932年1月初，财政紧张的国民政府突然宣布停止支付所有政府债券的本息，这如同火上浇油，13日，上海各银行出现了挤兑情况。

当时银行的储备金中，60％是现金，40％是保证债券，而且绝大多数是之前被认为一本万利、如今大大缩水的公债。

挤兑一旦成为风潮，中国金融将瞬间崩盘。

于是，在2月18日，政府与银行界展开谈判，宋子文提出“削减一半偿付、降低公债利率和延长还本期限”

等三个建议，这三条等于把公债的偿付腰斩一半以上，四年前那个无比诱人的公债投资现在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巨大而可笑的骗局。

银行家们欲哭无泪，如果接受宋子文的条件，损失可想而知，然而如果不接受，就可能被挤兑风潮淹死。

无奈之下，银行家同意了这三个条件，不过他们也希望政府作出承诺，从此以后，这个条件一定不能再变更了，同时，四年内不得再发行新的公债。

宋子文一口答应。

后来的事实是，仅仅一年后，他的这个承诺就又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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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救亡的经济（7）

这场金融恐慌，最终以银行家付出惨重的损失而得以缓解，这是上海银行界遭遇的一次新的灾难。

根据变更后的约定，宋子文每年可以减少8　000万…1亿元的公债偿付款项—在1932年，政府的年度总收入为亿元，宋子文靠一个协议就“减少”

了将近15％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