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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生产成本的低廉以及对本土市场的熟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的相似。

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发现的，在百年企业史上，国营资本能够依赖政策优势在上游资源性领域形成优势，民间资本则靠灵活的机制和竞争能力，在下游民生领域获得生存空间，这样的格局一直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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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作为抵抗的商业（6）

除了实业界的成功之外，民营企业家们还在金融领域夺回了主动权，其领导者竟是一个只有27岁的青年银行家。

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极为匮乏，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袁世凯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其财政始终是一个“破落户的财政”

。

在袁世凯看来，银行有的是钱，开动机器印钞票就是，所以中国银行①和交通银行②，这两个他控制的官方银行都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为此垫付了巨额资金。

中国银行发行钞票，1913年只有502万元，1915年猛增到3　844万元。

交通银行更多，1914年钞票发行为893万元，1915年增到3　729万元。

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　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

钞票发行过多，势必引起银行的信誉动摇。

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这时他出谋划策，主张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政府所用。

那时，北方早已人心浮动，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两行钞票持有者，纷纷前往银行要求兑现。

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国务院为稳住金融盘子，于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一切存款止付。

法令传到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宋汉章（1872…1968）和副经理张公权（1889…1979）居然公开抵制。

张公权出生在上海宝山的中医世家，他天资聪慧，15岁就考中了秀才，两年后赴日本进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回国后当过北京《国民日报》、《交通官报》的总编辑。

他与年长两岁的哥哥张君劢均有强烈的立宪情结，后者更是中国国家社会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的创建人之一，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才情洋溢的“两张”

都很受梁启超的青睐，在梁启超的举荐下，张公权南下上海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

上海分行在整个中行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应总行和各地分行的枢纽。

宋汉章和张公权得到“停兑禁提”

的命令后，认为事态非常严重。

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等于自取灭亡。

在张公权的竭力说服下，宋汉章决意与他一起“抗命”

。

一方面，他们寻找相关的法律依据，做到有理有节，同时联络上海银行同人和外资银行，请他们在此关键时刻，一定要为中行撑腰。

大家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于是都承诺力挺。

张公权计算了一下，中行当时库存有200多万两现银，恐怕不足应付，就与汇丰、德华等10家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

他还专程访问了南通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行务全归商股联合会主持，上海中行的钞票随时可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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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作为抵抗的商业（7）

5月12日，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钞票兑现，老百姓一片怨声。

而中国银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

尽管如此，中行门前还是人山人海，前来兑现的队伍排了几条马路之遥，有数千人之多。

张公权在日记中记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汉口路三号），距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