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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曾国藩，1869年

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的后花园。

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困坐愁城。

在过去的16年里，曾国藩靠团练湘军起家，“清剿”

了南方的太平天国（1851…1864），将一个看上去即将覆灭的帝国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同治中兴”

。

上年，他由两江总督调任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可谓圣眷正隆。

但是，进入中央枢纽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根烂叶败，国政匡废，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

他对赵烈文说，当今之世已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

，“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

。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到处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

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尽管它也时常被战争、饥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扰，不过，却始终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从容。

辽阔的疆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让它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愈合能力，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恐慌、破败和孤立。

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次年，英国舰队攻击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溃败。

中英开战之时，国人对英人了解之偏缺让人咂舌。

中方主将林则徐认定英国士兵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因此只长于海战，一登岸来就“一仆不能复起”

，任人宰割。

他在1839年9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代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林大人已是举国最“开化”

的官员，以此“知彼”

，焉能不败？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在一艘叫做“皋华丽”

号的英舰上签署，清廷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并赔偿巨款。

从这个原本称为“万年条约”

的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步入了屈辱的100年。

在一个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国突然变得无比的惊惶和不自信。

1872年3月20日，曾国藩在抑郁中病逝。

半年后的9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旧金山来电”

，报道第一批中国政府派送的留学生坐船到了美国。

新闻称：“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到美国访问过的中国人都好看得多。

有三名身为中国官员的教师陪同他们。

朝廷拨出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

这条快电有两个小小的错误，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许因为他们留着辫子，所以实在很难进行辨认。

其次，他们也不是经过精心选拔的、最优秀的中国少年，30人中有24个来自广东，其中更有多名都来自香山乡村。